中國最早使用的銀元，是由外國流入的，俗稱為洋錢。和洋錢發生關係的是紋銀，都是十九世紀中國流通的貨幣。

流入始於明代

明清之際，由於貿易的關係，外國銀元即大量流入中國，我們可以從許多史料記載中看到。

明萬曆年間張燮所著《東西洋考》第五卷說：「大者七錢五分夷名黃幣峙，次三錢六分，夷名英唇，又次一錢八分，名羅料厘，小者九分，名黃料厘，俱自佛郎機（即西班牙）攜來。」

通考第十六卷稱：「至於福建廣東近海之地，又多使用洋錢。其銀皆範為錢式，來自西南二洋，約有數萬。大者馬錢，為海馬形，次曰花邊，又次曰十字錢。花邊亦有大、中、小三等。大者重七錢，中者重三錢有奇；小者重一錢有奇。又有刻作人面，或為全身，其背為宮室器皿禽獸花草之類，環以番字。兩面皆為人形者，閩粵之人呼為番銀，或稱為花邊銀。凡荷蘭、佛郎機諸國商船所載，每以數千萬元計。」

西班牙銀元在一六○○年以前已流通於菲律賓島，從菲律賓進入中國的廣州、寧波、廈門等處，也有從墨西哥到西班牙、印度到中國廣州。大體說，中國自從和歐洲各國有貿易往還後，西班牙逑本洋逜乃經廣州流入。

本洋與鷹洋

清初流入中國的洋錢種類很多，最主要的是兩種：西班牙銀元，俗稱本洋，在十九世紀以前盛行於中國；墨西哥銀元，簡稱墨洋，又因鐫有鷹徽，俗稱鷹洋，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盛行於中國。

這兩種洋錢都是在墨西哥鑄造的。墨西哥自新大陸發現後成為西班牙的殖民地，在這期間所鑄造的銀元，稱為西班牙銀元；一八二一年墨西哥獨立後所鑄造的銀元，稱為墨西哥銀元。這兩種銀元都是一八五四年以後流入中國。

根據滿清宣統二年，度支部調查外國銀元流入中國的流通量，約計十一億元多，其中鷹洋約占三分之一。

紋銀和洋錢

紋銀和洋錢按照近代貨幣制度的觀點來看，可以說都屬於銀本位。不過對於滿清政府，是有分別的，它們認為紋銀的成色是十足的，洋錢則不是；紋銀是中國的貨幣，但洋錢則受沿海一帶人民普遍的歡迎，以十足的紋銀換兌低潮的銀元，在經濟上是損失的，我們從當時許多官文書中，可以普遍的看出這種議論，如：

兩廣總督吳熊光於嘉慶十二年（一八○七年）奏請飭禁洋錢摺內說：「省會及佛山鎮五方雜處，貿易皆以洋錢，遂流行通省……甚至民間行使，必須先以紋銀兌換洋錢，再將洋錢兌換制錢使用，是國寶流通，轉使外夷潛操交易之柄，於國政甚有關係。」

戶部左侍郎蘇諤額於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年）請嚴禁海洋夷商私運內地銀兩及販進洋錢摺內說：「向來外洋夷民准與粵東沿海地方客商以貨物互相交易，至內地金、鐵、銅、鉛與外夷洋錢銀兩均不得互相販運，律載綦嚴。近年以來，竟有夷商賄連洋行商人，借回護夷兵盤費為名，將內地銀兩絡繹偷運，每年均計竟至百數十萬之多，並將外洋低潮銀兩製造洋錢，又名番餅，又名花邊，每個重七錢三分五厘，始則帶進內地，補色易換紋銀。沿海愚民私相授受，漸漸流行。邇年居然兩廣、楚漢、江浙、閩省暢行無忌，夷商以為奇貨可居，高抬價值，除不補色外，每個特加算銀七八分不等。」

貴州道監察御史黃中模於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年）請嚴禁紋銀偷漏出洋摺：「偷漏之由，係因廣東民間喜用洋錢，於是洋商私用紋銀收買洋錢，與江浙茶客交易，作價反高於紋銀。……此在洋商方自以為得計，殊不知洋錢鎔化，僅得七八成低潮銀，洋商與夷人兌換，則皆十足紋銀，而作價反低於洋錢，暗中虧折殊甚。」

福建道監察御史章沅於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年）請禁夷商以違例貨物私易官銀出洋摺，其中形容夷商「賣物則必索官銀制錢，買物則概用番銀夷錢，銀低錢薄，僅當內地銀錢之什七。或仍以番銀給還，則不斷收納。」

太常寺少卿盛宣懷於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奏稱：「墨西哥國以九成之銀鑄錢運行中國，易我十成之銀，歲耗以萬億計。」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劉慶汾於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呈請代奏：「外國行銷我國洋錢，每元內攙銅質數分，歲計受此成色之虧不下二百餘萬元。」

民間自鑄銀元

洋錢大量流入中國後，大大的傷害了中國社會經濟，尤其因為它極受一般人民的歡迎，使它的兌換價值超過了它的實際價值。因此有識之士多主張滿清政府自己應該鑄造銀元，可是滿清王朝守舊派勢力很頑固，認為這樣做「太變成法，不成事體」，只有聽由洋錢在中國貿易和市場上猖獗不已。

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年）上諭：「諭內閣……茲據陶澍、林則徐酌籌利民除幣事宜，分析具奏，所謂洋錢平價，民間折耗滋多，惟當設法酌截其流，要於聽從民便之中，示以限制，其價值以紋銀為準，不得浮於紋銀，庶不致愈行愈廣……」

滿清政府反對自鑄銀元，但由於實際需要，人民和地方政府便自行仿造。從道光年間起，各地仿造銀元的風氣大熾，沒有官鑄與私鑄之分，這才結束了洋銀在中國的猖狂氾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