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調到小鎮教書那年，我才小三，住在「神社」。神社原是日據時代的祭祀場所，日本人撤離後，校方在神殿周圍，蓋了約二十間房子，權充教師宿舍，瓦屋泥牆，古樹神燈，樸拙而幽靜。左鄰右舍，南腔北調，只有李伯伯一家人「ㄓㄔㄕ、ㄗㄘㄙ」分明。

李伯伯住我們家右邊，常年穿著卡其色中山裝，眼神定靜，步履穩重。竹籬笆內的家，牆上糊的是中央日報、明星花露水，或什麼電影明星的廣告紙，沒有亮眼的紀念品可掛，身外物，在恐慌的戰爭，生離死別的大慟中，一件也留不住。客廳兼廚房，性情溫和的李媽媽，擀著麵皮，腳邊有五個需要吃穿上學的孩子。

後來我上了中學，是爸爸和李伯伯任教的學校。

當時女生的髮長必須在耳上一公分，男生則是剃光，只有到高三下學期，青年節過後，才能蓄個小平頭。

男生的護髮運動，雖然沒有女生那麼激烈，但是抗拒請願的浪潮從未歇息過。制式年代，擔任訓導工作的李伯伯，一絲不苟的執行上層的指示，爲了平息「頭皮上下孰重？」的爭議，他以身作則，慷慨殉「髮」，把頂上烏絲也剃個精光，總算暫時弭平眾怒。若干年後髮禁稍解，女生可以留到耳下一公分，男生一律小平頭，而我們的主任，依然頂著閃閃金光，為歷史做見證。

一九六八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我當年就讀的中學改制成國中，「神社」原址闢建了高中。大學畢業後我回到小鎮，和李伯伯同在高中教書，他仍然篤信基督，仍然敎三民主義，仍然頂著金光頭走在校園。歲月因著他的執著堅定，沒有多大改變。

一年，我帶高三學生畢業旅行，和李伯伯同車，不時聽見他在座位上輕輕吟頌聖歌和禱告，坐在他斜後方，看著日光映照在頭頂上，形成一道光圈，圓滿而肅穆。心中要有怎樣一份崇敬，才會坐得那樣安詳、那樣筆直啊！這麼多年後，生命日漸深沉的我，才體會到感動。

七十九歲那年，他兩眼矍鑠，微駝著背，行囊裡裝滿數十年的思念和熱情，顫危危回到故鄉北平，漂泊了大半輩子，終於可以含笑躺下來了。單程車票的旅途，有上主領引，風輕輕地吹，夢樣溫柔。

像某個遺忘的年代，李伯伯的一生，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