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意良好卻人謀不臧 應建立明確規範 重振民眾信心
 
【記者高堂堯專題報導】台灣在兩千年由立法院通過《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條例》後，「BOT」三個英文字母便開始充斥在國人的生活中：上至重大的國家或地區交通設施、公共活動空間建築，下至汙水下水道工程，甚至大學學生宿舍，都廣泛採用政府單位與民間業者合作的BOT（民間興建營運後轉移）模式進行。

十年的時間，足可讓呱呱墜地的小嬰兒長成活潑健康的男童，但台灣BOT制度一路走來卻是灰頭土臉，諸多建案以失敗收場；去年尤為嚴重，全世界最大規模的BOT案台灣高鐵瀕臨破產、政府被迫收回經營權，高雄捷運幾淪為「蚊子地鐵」、虧損累累，連還沒孵出的台北大巨蛋也遭監察院糾正喊停。

不知不覺，「山也BOT、海也BOT、甚麼都BOT」竟成為揶揄的笑話，人人投以負面的眼光；但在振興經濟的大旗下，行政院長吳敦義和主管機關工程委員會，年初仍宣示明後兩年將向國內外釋出總值兩千億的BOT商機，因此BOT模式的執行和成效，仍須受持續關注。

BOT歷史悠久 著重公私合作

「BOT模式在台灣已經被嚴重扭曲和汙名化了。」本身從事建築師工作的荒野保護協會志工劉憲宗解釋，BOT源於英國政府在一九八八年提出的PPP（partnership of public and private）概念，意思是公私部門合作，由政府提案引入民間資金與效率，協助推動公共建設。

「假設政府預算原來只有一百元，可執行兩個五十元建設工程，但藉由BOT引入五百元的民間資金後，就可以作十個。」劉憲宗說，這種模式能讓政府及早完成更多的公共與基礎建設，也能讓人民提前享受便利措施、提升生活品質，在先進國家也行之多年、運轉順暢，如英法海底隧道就是一例。

引入民間資金不代表政府完全不用出資，「這是一般民眾對BOT最大的誤解。」劉憲宗指出，政府引入民間資金進行公共建設，形同借錢，當然也要還錢，償還方式是把營運權交給民間業者一段時間、回收報酬，等期滿時民間連同所興建的設施與土地再移交給政府，這才是BOT理想的完整運作過程。

對投資報酬率明顯較高的公共建設，民間業者趨之若鶩，但若是汙水下水道之類的工程，政府還是要編列預算、妥善規畫輔導，才能吸引民間業者投入，「這類公共設施，反而是政府應該花心思去規畫籌備的，而不能把焦點都擺在大規模的公共建案。」劉憲宗表示。

台灣BOT遭曲解 損及公共利益

BOT立意在於調和公共利益和民間營利，達成政府、業者和人民三贏的效果，但現在多被誤解為財團綁架政府、「圈地圍海」以圖利的惡質商業手段，也使一般民眾看到BOT就反胃。

「『政府零出資』的誤會是原因之一。」劉憲宗指出，BOT的本質是合作，政府在吸納民間力量投入之前，就要先提出具體藍圖、從旁協助業者進行工程，若未來民間營運不善時，也要出面收回經營權、讓公共建設繼續運轉，這都是政府必須負擔的成本；一般人對這點認識並不足，才會在政府提前接手經營時，遭致輿論嚴詞抨擊。

建設和投資沒有精準規畫考量則是其二，「高鐵最初就是高估了回收效益，才會因後來景氣不振，導致無法收拾的財務危機。」劉憲宗認為，景氣因素無法掌握，人謀不臧則造成更嚴重的負面影響。

如台北市政府草率通過的交九轉運站案，交通設施部分僅占百分之十五，品質也欠佳，其餘都成了「非公共設施」，大失BOT的根本精神，「難道未來要政府幫民眾開那些電影院和百貨公司嗎？」

重大BOT案連連出問題，連帶影響到其他建案的審議和執行；「北投纜車、七星潭園區等促進地方觀光事業發展的BOT案，也因民眾和環保團體的誤解，成為眾矢之的。」劉憲宗說，未來如何「撥亂反正」，還BOT個清白並重建公眾的信心，是政府的當務之急。

明確遊戲規則 尚待檢討建立

劉憲宗曾任台北市都市計畫審議委員，協助市府查核BOT案內容，但他直指負責的只是末端工作，「主要還是BOT徵審委員會先做決定。」可見即使民間招標過程公開，但後續把關機制鬆散，加上合約被視做商業行為、內容無法透明化地受公評，讓民眾掀開頭蓋才知建案是美嬌娘還是豬八戒，也是BOT案常常出問題的原因。

劉憲宗認為，業者在商言商無可厚非，但各級政府不能「為BOT而BOT」、賽馬式地把BOT案當成政績，或促進經濟發展的萬靈丹，決標後的官民協商、合約審定簽核過程也應檢討，制定更明確的遊戲規則；一般民眾也應了解BOT的真正意涵，以及BOT模式帶來的正面助益。

山能BOT、海當然也能BOT，只要能兼顧、調和社會公共利益和民間開發利益，就能讓BOT真正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