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記者報導股市禿鷹案，基於保護消息來源的職業道德，而被法院裁罰三萬元，引發各界討論，各媒體均以「司法首例」稱之。

依法院說法，現行的刑事訴訟法規定，記者無正當理由，而拒絕透露消息來源，應受法律的制裁，但這種論點不具說服力，反予人不食人間煙火的印象。每一行業均有行規，新聞業自不例外，不能一方面要求新聞界遵守行規，另一方面卻對遵守行規的記者，施加法律制裁，這豈不矛盾？

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有「人是一種理性的動物」名言，而西方學者常說：「把人類的理性，書寫成文字，就是成文的法律。」合理性與合法性原是一體的兩面，不宜割裂，不容合理的事在法律上，卻作成不合法的價值判斷，教人無所適從。

歐洲社會自中世紀以來，由於欠缺中國傳統的大一統思維，又無中央的集權帝國維繫，呈現出封建領主割地自雄的局面，於是各行業成立各自的職業公會，代行部分的政府公權力，才使得歐洲自西元四七六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未陷入分崩離析的局面。

此等的職業公會往往會制定嚴厲的行規，未加入公會者就無法執業，美國及部分歐洲國家直到今日的律師考試，並非由國家舉辦全國的高考，而是由各地方的律師公會舉辦，毋庸公權力介入，即種因於此。

我國沒有這種西方文化背景，可是法律又是全面襲自歐陸的德國法系，於是出現了奇特的現象，合乎職業公會行規的行為，當然是屬該行業認同的行為，卻受到國家法律制裁，國家法律與職業公會行規各行其是，形同「一國兩制」，絕非妥當。

法院的裁定是把法律條文作僵固解釋，脫離了現實的生活，變成沒有感情、生命的東西，不知法官在下裁判前，可曾仔細思考這種影響社會深遠的「司法首例」，是否應站在歷史高度下判決，避免製造寒蟬效應。此外，後者將以什麼的眼光，來看待此一有損新聞職業道德的案件，恐怕是本案主審法官應琢磨的地方，俾對社會及歷史有合理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