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政府一直標榜「人權治國」的理念，如果說「人權」是一種普世價值，那麼人權應該是不分人種、族群、國籍一體適用，高雄捷運外勞的「抗暴」事件，似乎對台灣提倡的人權普世價值打了一巴掌。

台灣長久以來對外勞並未做到平等對待的「管理政策」，究竟是誰迫使外勞必須以暴力行動，凸顯其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或許「人權立國」只有口號不見落實固然要檢討，但是制定勞工政策與管理勞工的勞委會能辭其咎？雇主將外勞視為人力商品、壓榨勞力，是否也能撇開責任？媒體長期以有色眼光報導外勞的負面新聞，似乎外勞除了喝酒、打架、滋事、製造治安問題及排擠台灣勞動工作機會之外，一無是處。

台灣法令與社會對外勞的不平等對待，使得他們除了自力救濟外，無法依循台灣的法律途徑，爭取權益及尋求勞資平等談判，而且合約一面倒向資方，外勞沒有工會保障，台灣的司法環境更是雇主的幫凶，語言不通的外勞更沒有足夠的翻譯人員為其溝通，試問：遠在異鄉，賺取微薄薪資，又孤立無援的外勞該怎麼辦？當泰籍外勞在攝影機前表示「有你們來報導以後，今天的待遇稍微好一點」時，台灣雇主是否該為自己踐踏外勞的行為感到羞愧？

當台灣經濟建設有需要高度勞力付出的工作，但薪資低與職業災害風險太高時，我們就以台灣人好逸惡勞為由引進外勞，那我們是否應該替這些為台灣經濟建設負擔高度職業風險的外勞，提高尊嚴與待遇？

人權不能侈言，更不能有等差別待遇，當外勞補充了台灣的人力需求時，我們更應該善待與珍惜這些幫助台灣打拚的外國夥伴，更希望政府的外籍勞工法令不再只有「消極開放」，而是要人權與人性尊嚴的「積極管理」。鄭森（高雄市／碩士生）

高雄捷運公司泰勞抗爭行動，無論從法理與人權的層面觀察，在在值得職有司者檢討和省思，而社會也須有尊重人權的觀念。

從法理角度觀察，目前欠缺保障外勞權益的法規，雖不見得要比照國內的勞基法，但至少應尊重其跨廠組工會的權利及所謂的團結權；同時在管理制度和機制方面，不能像「集中營」式的管理，須有兼顧科學化與人性化的辦法，不能任由仲介、管理公司為所欲為，何況其營利及設立的問題，輿論皆有批評和質疑。

造成如此大的抗爭風波，應是社會長期的歧視和刻板印象所致。譬如有的媒體喻之為「暴動」，其實是一種歧視，因為「人權」為國際普世價值，外勞也有人權，而其引進乃因應台灣重要建設或經濟發展需要，也是依據法規；再者，若非業者管理方式不當，及種種不合理、不公平、近乎剝削的待遇，累積引發「民怨」，何致產生「暴力」行為？而職有司者還以「遣返」懲罰，猶如火上加油。

事實上，外勞離鄉背井討生活，吾人應「將心比心」和有「同理心」，不能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歧視，而他們也對台灣的各項建設有苦勞和貢獻，不能視為剝奪本地勞工的機會，畢竟類此僅符合最低標準工資的工作，未必適合本地人，因此政府與企業有責任去創造更多更好的工作機會給國內勞工，才是正辦，而非只有減少外勞一途。

是以如何善待外勞，讓他們回鄉也會口碑載道，才是最好的國際宣傳，如今捨正道而不為，卻弄出違反人權、人道的舉措，豈不令人遺憾！
孝佛（台北市／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