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六十（一九七一）年代，我到台北就讀師大，和平東路還像縣級鄉鎮的街道；豆漿油條店與彈棉花店比鄰處設有「六張犁」車站牌。我吃過豆漿店的油條，也拿舊棉絮去彈棉花店加新棉，重新彈出一床鬆軟的棉被來。三十幾年過去，豆漿店還在，彈棉花店已不見蹤影。從前和平東路那一段現在變成崇德街；當年的聯勤宿舍，蓋出了一個新的崇德社區。

那時我分租一間小房在嘉興街，陽台前面是小河、田野，不遠處是山丘公墓。在我想像中那一丘脈就連結到六張犁亂葬崗，也就是後來的「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但民國六十年代根本沒有「白色恐怖」這一詞語。一九五○年代以來的政治迫害、槍決，因為禁談，在青年心中只是一二游絲，而非定影。在承平而制式的社會長大，只有窮苦的感覺而無思想遭撲殺的恐懼。任何一個權力組織想要隱藏罪惡，都是輕而易舉的，極權壓制、情報局滅口、黑社會剝削，以至於資本主義社會包賭、包娼、包仲介，很多弱勢者就陷入失聲與失身的黑暗窘境。

當年的溫暖記憶是租屋窗外有一豆腐工廠，夜晚機器打磨的聲音響個不停，同時飄傳濃濃的黃豆香。我經常端個小缽去買新濾出的豆花、豆漿，以為豆漿裝進保溫瓶即可不壞，不料過一天打開瓶塞，一坨一坨結塊發酸，變成一隻餿水瓶。晚上經過一家小麵館，偶然會遇見小說家趙滋藩（1924—1986），他除在大學任教，還兼任中央日報主筆。夜歸，大約是從報館下班，身形矮矮胖胖，緩步在昏暗的街道，旋即踅入那家麵館，在一盞小燈的矮案擺開一碟小菜、一碗麵，我記憶中似乎還存有他自斟自酌的畫面。趙滋藩小說十餘部，我沒一部看完，倒是他涵融美學與文學理論的散文集《藝文短笛》、《談文論藝》，算是我的啟蒙書。我很想上前自我介紹，炫弄一下文學常識，教他記得我，但終歸只是想想而已，眼看著十分疲憊、沉靜的他，吃完付了帳，又投入昏暗的小街，沒入夜色中。

我還記得有一回，已經很晚了，住崇德社區（當年的聯勤宿舍）的二舅跑來我窗口喚我。他老人家打牌贏了些錢，堅決拉我外出消夜。我初到台北，動輒皮膚起疹子，二舅教了我一套以毒攻毒法：海鮮照吃，酒照喝，疹子起來一大片，用花椒炒鹽巴燒熱水擦拭。那方法很解癢，但是不是靠它治好過敏？我想不可能。也許起初對台北水土不服吧，過了一年，過敏的困擾慢慢地減弱了。

從嘉興街搬興隆路二段，再搬三福街，經木柵路、興隆路四段兩棟租屋過渡，而後落腳於興隆路三段，再遷延吉街，又回崇德街（也就是我最初來台北的區域）。在台北南區繞了一圈，直到一九九八年往內湖購屋，搬離了六張犁，嘉興街於是成為我「浪跡」台北的第一章追憶。

（本專欄每周五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