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須有採訪的能力，採訪成不成功，視其提問與編寫功夫。一九八○年代後期我為《聯副》執行作家快訪，或署名或以編輯室代稱，大約有三四十篇，多為海外作家，篇幅只有三五百字，沒有深度可言。一九九六年十一月至九七年十一月，我與朋友合作進行的五十篇「閱讀之旅」採訪，呈現名家的學思歷程，思想家如余英時、李亦園，舞蹈家如劉鳳學、林懷民，美學家如姚一葦、蔣勳、余秋雨，作家如余光中、楊牧，政治人物則有後來當上總統的陳水扁、馬英九……，主題集中，文長往往超過四千字，可以說是當年聯副的重頭戲。

最難忘的一次採訪經驗，是陳映真。我帶研究生唐蕙韻前往中和他的寓所。訪談豐富，一切順利，不料當晚發覺錄音失敗。所幸記錄者另有現場筆記，又與陳映真通電話，補足了一些細節，〈思想，是一切形式的主體〉這篇稿子，乃能清晰地反映陳映真從魯迅、舊俄小說、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到獄中讀《詩經》、《史記》的憧憬蛻變。

錄音失敗，受訪者無不悅表示，是我當時至深的印象之一。印象之二，是陳映真說的：「我的文學，我的工作，基本上都為著我的思想服務。文學是我表達思想的形式之一。」印象之三，是當我強烈表示，看不到他的小說創作，不僅是讀者遺憾，也是台灣文壇的損失時，他回應：「今年我即將滿六十歲。最後十餘年能寫的歲月，我想，還是要留給創作，留給文學。」

陳映真沒有食言。一九九八年他雖然繼續寫了一批台灣政經思想研究的文章，一九九九年起連著三年，交出了中篇小說《歸鄉》、《夜霧》、《忠孝公園》。停止小說創作十二年，他的小說心靈依然健在！正當大家期待他再造一個新的寫作高峰，很遺憾，他的身體出了狀況，開始頻密地進出醫院，需要大量時間休養。有好幾次，我邀請他到校園演講，他不敢立刻答應，總說：「如果像今天這樣的狀況，還可以。但不敢保證那一天……」心跳不正常，嚴重干擾他的體能、作息。二○○六年果然極其要命地二度中風，在北京醫院一待就快要滿三年了。

據說陳映真現正緩慢康復中，但文友始終都無法見到他。我曾託黃春明帶一封信到醫院。可是人進不去，信能進去嗎？即使信能帶到，陳映真能不能讀信？我常常想到年少，當陳映真小說還是禁書的年代，我透過香港出版的集子，讀他的〈將軍族〉、〈第一件差事〉以及〈淒慘的無言的嘴〉。

〈淒慘的無言的嘴〉整篇就是一個大象徵：社會是黑房、精神病院，需要打開窗，讓陽光進來；夢魘中的一張張嘴，是一個個傷口。這篇小說引我思考死亡，還買了佛洛依德《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研讀。在陳映真的小說中，淤血的傷口竟然像人的嘴，罪竟然是毒蛇的一種，不僅有思想，還充滿顫慄的詩意。

二○○九年的今天回顧，想到陳映真這枝巨筆怕是要永久擱置，就不免心驚，這真是文學界的又一場噩夢！

（本專欄每周五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