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政府部門又有一項政策發想，希望未來仿效丹麥的紅燈區，設立專區，讓性產業在台灣有限度合法化，在專區內的性交易不罰，專區外則要重懲。

消息一出，贊成反對者都有。贊成者多半是長年飽受私娼寮之苦的附近居民，還有性工作者，他們以「無法杜絕就合法化」的存在即合理原則，同意讓性工作成為可為政府收編、管理的產業。

反對者以宗教、教育團體為主，反對的理由在「道德」的崩壞，及隨著性產業的開放而來的特權關說，黑道介入，反對者不認為開放能真正地幫助性工作者，反而只會帶來更大的混亂。

我認為，性工作該不該合法化，是個複雜的倫理學議題，難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答案，總是會有極為特殊的個案存在。

而且，贊成與反對者所執理由雖都有道理，但卻都只看見問題的一部分，也都只為了自己的利益、立場，沒有交集。

我曾從《性義工》一書中了解，我們所謂的正常人看待性是如此的偏狹，當我們高舉道德大旗反對性產業合法化時，卻有一群同樣有性需求的人，無法透過道德允許的方式滿足，好比說殘障人士。

書中還揭示了殘障人士也和正常人一樣有性需求，但卻不被正常人在乎，社會上有一小群人了解殘障人士的性需求，因而提供「義工」服務，不過，願意從事這類「義工」的人太少，因此作者呼籲，政府應該以更細膩的方法，在某種程度下讓性工作合法化。

而反對性工作合法化的理由很簡單，特別是反對者的人生際遇，不至於淪落到得賣身求生，且堅持立場又能贏得相同立場人士的讚許，但如果把性與工作當作基本人權之一，需要被保障，而主政者的任務就是保障國民的人權應被尊重，那麼除了在道德下看似無庸置疑的正確答案，在遭遇特殊個案時該如何處理，考驗著執政者的智慧。

在道德上，我支持某些倫理學議題，但在民主法治講求的程序正義上，身為公民，我則尊重民主法治原則，及透過法治程序的決策，如果此一政策經過理性公開溝通辯論或經公投後，多數人民覺得要合法化，就合法化，若多數人反對就駁回，就算不接受，也會依循合法的途徑爭取，但遺憾的是，從核四、博弈條款到性產業合法化的推動，多由執政者逕自決定，人民難有表達意見的機會。

而且，政府不要以為性工作者的問題，會因設立紅燈區就可解決，設立與否，都有隨之而來的專業與道德難題要處理。

畢竟，除了極少數拜金而甘願賣身的人外，絕大多數都有苦衷，為政者應該做的是，幫這些人解決不得已，規畫特區看似幫了這些人，但其實是讓更該解決的問題懸置，甚至不斷延續。

國任（台北市／社會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