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康兒讀國三，邦兒念小六。為他們的近視眼著想，我在陽明山菁山路租了一塊農地，親近綠野。每個禮拜天早上，我們從城裡出發，當一天農夫。當時陽明山還未實施交通管制，假日車流擁擠，一部接一部慢慢蹭，上到山上通常都已中午，一家人就在農場吃午飯。飯後再開始耕種。

我小時隨父親做過農事，主田種蘆荀、花生、地瓜；靠近溪畔的畸零地，種空心菜。搬離鄉村二十七年，重新荷鋤挑水，別有欣喜之情。孩子也覺得好玩，但在都市住慣了，一旦赤足，不知如何走路；頂不住太陽曬，很快就躲進樹蔭下、涼篷裡。

坡地傾斜二十度，四周丘陵起伏，有時颳風，有時無風。遠眺，則見幾座巨大的衛星接收器浮凸天際。第一次下田的情景，我的記事本略有記載：

「今日到菁山農場，租下標號F1一小塊地，十坪分成四畦。鬆土，培壠，攪和有機肥。一畦種高麗菜十四株（按，菜秧，約十公分長），一畦種大白菜十六株，另二畦撒了清江菜籽。植株畢，再施雞糞肥，根部不得直接碰觸肥，以免鹹死。午前原本麗日當空，晴雲成卷，傍晚時淅淅瀝瀝落了小雨。」

這樣的歸園田居，只持續了一年，原因是一旦固定每周日上山，像排班一樣，種地就成了一件苦差事。不勤澆水，菜會枯；不勤施肥，長不大；不噴農菜，菜又全被蟲吃光了。然而，這經驗還是難忘的。邦兒曾一面種菜一面說，大的菜秧是父母，小的是孩子……常常下山以後，還記掛著新播的種籽，只輕覆了一層土，不知它們是否適應新環境？颱風來臨，一家人聊到坡地上的青菜族，很擔心田土會不會吹走？種籽會不會吹落到山谷或草堆中？假日我也常敦請父母一同上山。母親在窮鄉住怕了，我們樂享的大自然，她總說是荒郊野外。父親倒常願意走出如沉積著腐葉的都市，去雨露滋潤的、陽光熏香的郊外。

有一回，玉米該收成了，豈料打開葉穗包裹的玉米實一看，全是密密麻麻的蟲與蟲卵，穗實竟成了蟲窩。始知愈是甜香、漂亮的作物，需要愈多的農藥防範蟲害。土地貧瘠，全靠施肥；蟲害驚人，想有機農耕也很不易。一年期滿，於是放棄山中之夢。

有一奇遇倒值得一記：早年拍《劉必稼》（榮民在國家號召下到花蓮木瓜溪墾荒的紀錄片）的導演陳耀圻，應農委會委託拍攝台北農園紀錄片，我們全家四口都上了鏡頭。白色恐怖年代陳耀圻坐過牢，一個高大帥氣、留學美國、帶回新電影信息的青年，冒犯了時代禁忌，生命頓挫、轉向，既是個人無可奈何的滄桑，更是一九五、六○年代台灣電影界的巨大損失。

二○○五年，我主持一個紀錄片座談會（從拓荒者《劉必稼》到《石頭夢》），陳耀圻是會場中的傳奇主角，一抹溫和的笑，淡然地聽著大家的讚美、感慨，他始終沒談坐牢的委屈，只自我批判四十年前拍《劉必稼》時的他，沒跟弱勢者站在同一立場。我總共見過陳耀圻兩次，永遠記得他在菁山農園與我短暫說話的神情。「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近」，果然像東坡說的：「一簑煙雨任平生。」（本專欄每周五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