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多檢討教改者把敗因指向基層教師素質不佳、能力不足，無法貫徹制度，更有人認為，教改要成功，得先革變基層教師；筆者認為，這種論述未免自私。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但目前高等教育分野為，「傳道」由社團與校外團體負責，「授業」是教授，「解惑」是輔導室與心理醫生；大學生出了問題，家長不找教授，是找行政人員。

但國中小學生的一切，大家都要老師負責，一個人有多少時間、能耐？基層教師還得與學生、家長溝通，想要讓人人滿意，是神話。

上市公司召開股東會，台上一排經歷過風雨的大老闆，尚無法讓幾名小股東順服己見，社會卻要基層教師與三十個家庭達成共識，實在是強人所難。

大老闆與教授要求高薪、分工分職、有休閒時間，基層教師卻領低薪、總攬一切，下班還得與家長會談，就勞務付出與薪資所得的等價關係來看，極不合理。

教改失敗並非因教學制度不良，而是基層教師被賦予過多責任，這是來自教師法第十七條「教師的義務」，老師要教學與進修、要兼行政工作與導師、要輔導學生及維護學生受教權，在過去，學校不是絕對的教學導向，可行，但在教改的「授業唯一」的精神前，不可行。

教改的師資結構是分科分授、分職分工，說穿了，是大學組織與補習班模式的延伸。

大學與補習班老師，多數不改作業、訂定分數，只職專科學問，基層老師卻要負責每名學生的人格、學問、家庭關係、同儕交際，誠是匪夷所思。

其實，基層教育早有完整配套，由警衛負責學生安全，由訓導處負責學生的生活行為，由輔導室負責學生的心理衛生，由教育局負責學生的受教權，照理說，老師應如教授般，只負責授業，不過，運作迄今功效不彰。

需要革變的不是教育制度或升學方式，而是強化行政系統職能，讓基層教師能專任教書，全心貫徹教改精神，畢竟，教改改的只有「授業」，不談傳道與解惑，既然如此，師者，不應是傳道、授業、解惑，三職合一者也。

弗瑞（宜蘭市／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