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文化名人到香港，似總有些憤懣，不得已。魯迅一九二七年在香港青年會演講〈無聲的中國〉，中國到處都在打仗呢，「香港似乎很太平，舒服呢還是不很舒服呢，別人也不知道」。殖民地更應該有一點抗議的喧囂罷－－然而是沒有的，又或者太微弱了。所以，他要在香港強調「有聲的中國」之必要。至於再晚個三十年的南來作家們，不少人筆下仍以鄉愁為主，「想改換了它（鄉土氣）而去迎合當地的洋場氣，看來不過東施效顰或削足適履罷了」。二戰其間，戴望舒等人在港大學士台，相濡以沫，雖然豐富了當地的文化風景，仍是將此當作暫避之處，而戰爭結束了，還是要回去的。

魯迅式的質疑，多年後不斷復返於各種論述。在殖民地以外的人看來，反抗成為一種天職，甚至是一種壓力，賦予你呼喊的權力，要求你不計生死，限定你的感覺方向。

殖民地是怪物。雜種，混血，半唐番。於是，從張愛玲到施叔青，（非港人）寫香港，總是要竭力描摹那種華洋雜處，而又位階分明的狀態，甚而總得創造出幾個「雜種」人物，在上流社會的小玻璃球外爬行著，窺探著。但是，當香港意識逐漸發展出來，甚而有位學者寫出《本土香港》這樣的書名，則「半唐番」已從負累轉化為資源，無論從屬於哪一個國家，以此來保護、確認自我。

我在客廳的書櫃有一落和香港文史相關的書籍。從葉靈鳳的香港掌故，到林夕的鬼故事，從回憶錄到街道名稱由來，詩集、攝影、電影評論。它們和張愛玲全集以及上海相關書籍就在上下鄰近。有些不容易買到。除了去香港時，上旺角二樓書店「掃貨」，有些來自重慶南路的商務書局，有些來自淡水的小書店。尤其我喜歡那本彌敦道攝影集，把照片拼接成長長的卷落，經葉那樣一折一折攤開來，好像街景完整，就在眼前，老押當與嶄新的金飾連鎖，抗議海報與英皇藝人笑臉無懈可擊，鐵枝窗與水銀燈，破落與豪華，張望之臉，惆悵的等待的姿勢，街心三角地，紅綠燈必然伴隨著鐙鐙鐙鐙的響聲，那響聲如在耳邊，是那年你攜著我，穿過不知道多少個街口，總是間奏著我們的步伐。

香港小說家董啟章在《地圖集》內曾引用波赫士《幻想的動物》對於半人馬的看法，我願意再此覆述一次這則充滿隱喻的質疑：半人馬是不可能的動物，因為馬在三歲時已經成熟，而人類在三歲時仍然幼稚，更何況，馬會比人提早五十年死去。然而，相對於神話內據說是神祇與雲的後代的半人馬，香港－－或者不僅僅是在血緣中就是中西合璧，甚至也是一種扮裝，在歷史的馬戲團中頻頻登台，聽見銳哨與吐沫；在表演中這人馬也發展靈魂，怪異與美，喧囂與迷惑，著迷於自己參半不純的如夢之身，並不真的那麼願意完全成為馬，或完全成為人。



（本專欄每周三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