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電報導昔日有「鐵娘子」之稱的英國前女首相佘契爾夫人，為老人失智症所苦數年，而台灣有「鐵頭部長」之稱的趙耀東，在日前過世，但他六、七年前就出現阿茲海默症，甚至過世前十一個月都無法說話。

筆者父親在今年三月，因心血管重症離我而去，雖然過世前數年記憶尚好，但起居都需家人幫忙。這些人事間的無常，及台灣已進入高齡化社會，臨終問題值得政府和國人務實面對。

目前有失智或重症老人的家庭不少，安養院和外籍幫傭需求大，但也有不少家庭考量經濟因素，由家屬照顧，箇中的辛勞和心酸，只有親身經歷過才知，遑論焦慮和心神不寧。

更殘酷的是，重症患者、失知者在生命結束前，必須面對無窮盡的痛苦，或臨終幻象的精神煎熬。

所以筆者認為，臨終問題不能再用教條式的道德或不孝看待，應該立法若經醫師經判斷，同意當事人可簽安樂死同意書，或家屬可簽放棄急救意願書、不施行心肺復甦術，這樣是不是比較人道呢？

重症患者如何面對死亡，是生命課程的最後一道選擇題，應有權利勾選，政府不該逃避，這個問題在高齡化的台灣，會愈來愈嚴重，必須要正視了。

田闐（北縣新莊／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