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雲大師

四、借用場地風波

我初來台灣時，感到最困難的，就是與警察機關安全機構的接觸，一來我是從外省來的，二來我年輕，所以雖然是出家人，但是一直不能獲得政府的信賴。尤其大陸也在散播派了多少僧侶，來到台灣做情報工作的消息，這讓在台灣的我們，更是雪上加霜，生活就更加困難了。

尤其台灣的治安單位，也不管大陸怎樣的廣播訴求，全都照他們的廣播行事，可以說都為大陸的傳播在工作，全力為他們來辦事。像大陸說，派了多少僧侶來從事情報，那麼台灣就把我們這些大陸來的僧侶，當成是眼中釘、危險分子，當然大陸出家人的苦難，也就沒有了時，我還曾因此受過二十三天的牢獄之災。

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我記得在宜蘭雷音寺的時候，每個星期的半夜，都會被管區警察叫起來盤問。這半夜三更查問我個人倒也罷了，但是這當中有兩位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家，一位是在家的老太太，一位是老尼師，雷音寺是他們所有的寺院，我只是在這裡掛單借住，這樣一再驚動他們，我實在是不好意思，又感到很無奈。

有一次，那位管區姓鄭的警察想來借用雷音寺念佛會新建的講堂，做為考試的場所，我回答說：「不行！寺院是供人拜佛的，不是供警察來考試的。」由於沒有得到我的同意，他只好把我的話呈報上級。不久後，他們的局長就親自來洽談商借場地考試。我看到局長來了，就改變口氣說：「局長！借場地自然沒問題，只是先前你們管區有一位警察，經常騷擾我們，在這裡不得人緣。人貴互助，由於他一直找我們麻煩，因此我們寺裡的人，就不會有善意的回應，才會說不借。但是局長你來借場地，沒有問題的。」經過了這件事情以後，好像不到一周，這位警察就被調離開了。

從此，在宜蘭雷音寺的弘法活動，比如放映日本製作的幻燈片、青年集會、唱歌班、兒童班、學生會等，都獲得安全單位的認同，能可以做為一個青年弘揚佛法的基地。其實一開始，我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沒想到之後，這位局長也信奉了佛教，還影響到好幾位的國稅局長。甚至當時宜蘭警察局局長謝銀黨，也做了我們的信徒，我和他合辦的愛心媽媽運動，遍及全省，在台灣曾經對社會做過一些貢獻。後來，謝銀黨局長還成為警政署最高的警政署長、警界的第一號人物。

早期四、五十年前的警察，大概和我都有過好多的因緣，也因為我和警察多次打交道的關係，警察大學、警察學校都曾經找我去講演。我和他們說，出家人也是警察，我是勸人不犯罪，而你們是犯了罪才處理，可以講，我在上游防患於未然，如果我不能做好，你們下游的工作就比較辛苦。所以，你們警察要與我們宗教合作，共同維護社會的安全，不需要把宗教視為是嫌疑分子，這樣對社會不利。

我想管理學裡，最重要的是知輕重、識時務。所謂「不怕官，就怕管」，當時我對那個管區警察的要求，是有理由才拒絕他的，但是對於最高階的警察長官，他的權力很大，則不應該輕易得罪。因此，我們對於事情要懂得權衡輕重，要懂得利害得失；就像我當時能了解輕重，能識時務，因此一等到機會，當然也要表達我的意見，爭取一個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