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金財（佛光大學學生事務長）

近年來，台灣能源政策在「非核家園」與「供電穩定」間出現明顯張力，賴政府已提出評估核二、核三廠延役可能性，顯示政府在面對電力缺口與淨零碳排壓力下，逐漸採取較為務實能源政策立場，調整非核家園目標。然新北市與屏東縣政府則多表達審慎甚至反對立場，強調核安風險與地方承擔問題。至於其他縣市支持度高於上述兩縣市，產生鄰避效應現象。

值得注意是，民調亦呈現分歧：全國層次對核能延役支持度近年有所回升，部分調查顯示約5至6成民眾傾向支持延役；但在核電所在地區，支持延役比例相對較低，僅約3至4成，反映出地方風險感知高於全國平均。此種「中央政策調整──地方疑慮升高──民意分歧擴大」的結構，正是核能議題的核心困境。

首先，核能在能源結構與氣候治理中具有「低碳正當性」。核能發電過程中碳排放極低，在全球淨零排放趨勢下，被視為穩定供電與減碳並行的重要工具。特別是在人工智慧（AI）、半導體等高耗能產業快速發展下，對基載電力的需求顯著增加。國際經驗亦顯示，美國與部分歐洲國家已重新評估核能角色，核能不再單純被視為過時能源，而是轉型過程中的過渡性選項。

其次，核能在地方卻面臨強烈的「鄰避效應」。所謂鄰避效應，是指民眾在整體上支持某項公共政策，但反對其設施設置於自身生活環境。核電廠主要集中於新北與屏東，地方居民長期承受核安風險與核廢料處置不確定性。日本福島核災後，社會對核能安全的疑慮提高，使地方政府更傾向回應民眾安全訴求。以蘭嶼核廢料貯存場為例，其長期承載核廢料所引發的安全風險爭議，強化地方對核能政策的不信任感。

復次，中央與地方民意拉鋸及分歧。這種「全國支持與地方反對並存」的現象，轉化為全國性與地方性民意代表間的分歧。全國性民意代表須考量整體能源安全、經濟發展與產業需求，且因鄰避效應產生較可能支持核能延役或技術升級。至於地方民意代表則需直接回應選區居民對安全風險的高度敏感，傾向採取更為保守的立場。此並非單純立場對立，而是來自不同層級政府其代表性之結構性差異。

再者，核能議題在公投與選舉中呈現「空間分裂」的特徵。以核四公投為例，全國整體結果雖反映多元意見，但不同地區投票傾向存在顯著差異。遠離核電設施的地區，民眾較可能基於能源穩定與減碳需求支持核能；而核電所在地區，則因直接承擔潛在風險，傾向反對或持保留態度。這說明民眾在「抽象政策思惟」與「具體風險承擔」間，往往採取不同判斷標準。

從公共治理角度分析，此一現象可由三個面向理解。一是「多層級治理」，中央與地方在權責分工下需共同推動政策，但當利益與風險分配不均時，協調難度大幅提升。二是「風險社會」特性，現代社會對於低機率但高衝擊的核災害高度敏感。三是「分配正義」問題，即電力利益由全國共享，但風險卻集中於特定地區。

台灣核能政策的爭議，並非單純的能源技術選擇，而是涉及社會信任、風險分配與制度設計的綜合性問題。若中央僅以能源安全或減碳目標推動政策，而忽略地方感受與參與機制，將難以取得社會共識；反之，若完全依賴地方反對聲音，則影響整體能源穩定與經濟發展。

台灣若欲在非核政策與能源安全間取得平衡，須從以下著手：提出明確且可行的核廢料最終處置方案，降低長期不確定性；建立公平的風險補償與利益共享機制，使承擔風險的地區獲制度性回饋；強化公共溝通與程序正義，提升政策透明度與社會信任。如此，方能化解零碳正當性與鄰避效應間的結構性張力。

台灣核能問題所反映是，在能源轉型過程中「理性需求」與「風險感知」間的深層矛盾。當中央政策立場與核二核三廠所在地之地方民意出現分歧時，如何透過制度設計與社會對話加以調和，將是能源治理能否成功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