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昆德拉列舉十八世紀歐洲著名小說時，曾提出這個時代的人們善於營造「行動與冒險的魅力」。以勞倫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小說《項迪傳》（Tristam Shandy）為例，男主角剛剛開啟了一個屬於夜晚的回憶，卻隨即為另外的想法所吸引，然後又引出了另一個思緒……。情節不斷地離題，男主人公被人遺忘了一百多頁！那又如何？「藝術形式始終是超越形式的。」

斯特恩的一再離題，使人們無法預估後事，卻也引發了讀者神遊於冒險行動中的興味。自十八世紀理性主義開展以來，人們盯緊了所有事件的因果鎖鍊，把整個世界化約為合邏輯的因果循環，不料文學僅存在於原因和結果之間的斷裂時空，那也是任思緒遊蕩的閑在境地。

斯特恩的另一作品《感傷之旅》（Sentimental Journey）正是這樣的例子，作者以個人化的思緒填補遊記體的框架，開啟了旅遊書寫作為個人心靈記錄的扉頁。二十世紀意識流小說家吳爾芙（Virginia Woolf）有感而發道：「正是對話語忽略不記，反而對沉默興致盎然，斯特恩才成為現代作家的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