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謝貴文

譚嗣同是近代中國的關鍵人物，除以其短暫的三十三年生命，實際投身於新政改革，鋪陳從帝制走向共和之路外，也融合各家學說著成《仁學》一書，建構博大的哲學體系與世界藍圖，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今在其故里湖南瀏陽還保存了幾處歷史遺跡，供後人紀念並緬懷這位先烈。

一百六十年前，譚嗣同出生於北京宣武門外的胡同，其父譚繼洵官至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之後舉家遷入城內瀏陽會館，譚嗣同在此度過了幼年生活。十一歲時，因白喉流行，其母與兄姐皆染疫而亡，他也昏迷了三日才甦醒，父親因而為其取字「復生」。十三歲隨父為母修墓，才首次回到故里瀏陽，結交了志同道合的唐才常、劉善涵等友人，並受業於鄉賢歐陽中鵠、劉人熙、涂啟先的門下，奠定其深厚的儒學基礎。

隨著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給日本，許多有識之士皆深受刺激，譚嗣同除悲憤寫下「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的詩句外，也轉向關注以西學為主的「實學」，並主張透過變法手段，全面向西方學習。他在師友的支持下，決定「先小試於一縣」，擇定瀏陽文廟的奎文閣設立「算學社」，成為中國第一個數學館，開新式教育之先河。

譚嗣同除關注西學外，也透過英國學者傅蘭雅接觸到西教，並在與梁啟超、吳嘉瑞、夏曾佑等人的交往中，開啟佛教的因緣，不僅因此聽聞華嚴、唯識的教理，還親身體驗修行方法。此外，他還在南京從楊文會學佛，受其「應用佛學」之影響，將佛法運用於社會與政治的改革上，寫成被譽為當時思想界最高代表的《仁學》一書。

一八九七年底，譚嗣同辭官回湖南投入維新活動，開辦時務學堂與籌辦《湘報》。翌年，他更奉詔前往北京參與變法，獲光緒皇帝重用，負責草擬詔諭，推行新政。這些舉措引起朝中保守勢力的反彈，維新派本欲聯合握有新式軍隊的袁世凱來壓制之，豈料他竟向慈禧太后告密，導致維新變法失敗。

政變發生後，譚嗣同本可出逃避難，但他以為：「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選擇慷慨赴義，只留下獄中題壁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民國建立後，湖南省代督軍兼民政司長劉人熙呈請褒揚其徒譚嗣同，並在瀏陽建造譚烈士專祠，又名「譚嗣同紀念館」，前廳掛有梁啟超所題〈民國先覺〉匾。舊稱「大夫第」的譚嗣同故居也獲得保存修復，前廳則有康有為、梁啟超合贈的〈巾幗完人〉匾，表彰其夫人李閏繼承夫志，推行女學之貢獻。

如今，這兩處皆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另外在瀏陽一中仍保留算學社舊址，郊區則設有嗣同高中，彰顯其愛國救民的志業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