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某上市半導體公司董事長涉嫌內線交易案，提出以五億元慈善捐款，交換緩起訴的認罪協商要求，檢方在慎重討論後拒絕，提起公訴，檢方維護認罪協商成立的最後底線，用心與決心獲得輿論肯定。

認罪協商制度源自美國，起因是輕案氾濫，法院處理勞師動眾，不堪其擾，為了節省勞務，及基於刑事訴訟法制度已進入「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及「明案速判、疑案慎斷」的大原則，被告不爭執的輕案，可接受以協商制度，提升訴訟品質，並減輕司法負擔。

但台灣引進後，因國情不同，實務上卻變成犯罪可以「秤斤論兩，叫價販賣」，至於價碼雖說是依案情輕重，但實際上是按被告的社會地位和財力決定，簡單的說，被告想要以金錢換取不必坐牢，還得先掂掂自己斤兩，所以，用這種方式審理和判決案件，因有錢就可不坐牢，被譏為「買賣正義」。

筆者對引進認罪協商制度早就有疑慮，主因除了欠缺配套及補救措施外，也擔心少數檢察官甚至法官，會因想減少麻煩，或禁不起外界的威脅利誘或利益衝突，而浮濫地准予認罪協商。

如今，檢方能堅守立場，審慎核定認罪協商案件，法務部也注意到認罪協商制度逐漸被濫用，決定將施行規則修正為檢方與被告進行認罪協商時，「應」取得原承辦檢察官、主任檢察官同意及會簽，及要求公訴檢察官與被告達成的協商結果，必須送請主任檢察官或檢察長核定後才算數。

筆者讚許檢方能守住底線，而法務部欲修正施行規則，也是亡羊補牢，猶未晚矣，相信司法正義不會在拍賣聲中沉淪。

姜仁叔（高雄市／退休公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