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金財（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中國大陸的全球發展角色，已從「發展中國家」轉變為「發展型大國」與「制度性供給者」。透過「一帶一路」、金磚合作、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全球發展倡議等，輸出基礎建設投資、金融支持與南南合作；也在氣候治理、能源轉型、數位經濟、貿易體系重塑等議題，扮演關鍵力量，逐漸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參與者及推動者。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自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再至2021年宣布「全球發展倡議（GDI）」，甫剛結束中共20屆四中全會，公報強調將「對外開放」、「共享機遇、共同發展」納入頂層設計。不再單純視陸為發展中國家；而是具制度輸出能力、資金動員能量與區域治理能力的發展型大國。

1.大陸全球發展倡議新範式

大陸自身發展進入「高質量發展」、「中國式現代化」的新階段，其全球角色正從跟隨者轉變引領者。

首先，理念思惟奠基於以人為本、共益共享。強調讓發展成果惠及每一個國家與人民，明示其角色定位是最大發展中國家，願意提供發展公共產品，搭建南南合作、倡導發展優先、反對制度化排他條件。

其次，政策立場秉持多邊合作、結構性突破。強化與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20國集團（G20）等機制溝通合作。再者，彰顯去政治化及開放型大國角色。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增強發展中國家話語權、參與全球治理轉型；扮演建設者及參與者的混合模式。

最後，從「一帶一路」延伸至發展導向合作。一帶一路倡議，從聚焦於基礎設施與貿易連通，到強調教育、綠色、數位、民生等發展領域，更聚焦培育能力與架構夥伴關係建設。這符合20屆四中全會，倡議對外開放、共享機遇、共同發展理念。

2.大陸在全球發展中成就及貢獻

儘管大陸對全球發展已有諸多貢獻，但仍面對諸多困境，例如西方歐美國家對陸產生政治信任赤字、國際合作制度化不足、外部環境複雜化、內部資源與能力壓力。從倡議轉向制度化，全球發展進展仍有一段路。

首先，合作網絡擴展與資金動員。已與100多個國家及多個國際組織推進GDI合作，已超過80個國家加入「全球發展倡議之友小組」，並動用近200億美元資金，開展超過1100個項目。其次，中亞合作中心與南南合作實踐案例及示範效應。宣布在與中亞合作框架內建立「減貧中心」、「教育交流中心」、「荒漠化防治中心」，提供3000個培訓名額。

再者，對聯合國2030議程的支持與對外公共產品提供。在環境治理、清潔能源、減貧、數位等議題，提升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能力。最後，強化國際話語權與制度參與。GDI的成就更在於合作模式、制度框架、能力建設及全球治理參與程度提升。

3.兩岸在可持續發展議題合作

全球發展議題屬於永續發展課題，並非高度敏感政治議題。若能在非政治化、具體化、共益化的全球永續發展議題，尋找合作契機，可注入「人本、共益、未來」的新思惟，創造兩岸合作空間的領域。

首先是綠色能源及減碳合作。可探討再生能源技術、綠色供應鏈、碳交易機制等領域的合作。例如兩岸可建立「綠色技術交流平台」，共同參與國際綠色標準制定。

其次，災害防治與氣候韌性建設。台灣在防災減災、社區韌性建設具有豐富經驗，大陸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具有制度與資源優勢。兩岸可在「流域治理」、「海岸防護」、「城市韌性提升」等議題，展開技術交流與實務合作。

再者，農業與糧食安全援助。台灣具熱帶農業與育種技術，大陸擁有農業海外投資網絡，可聯合援助非洲及東協國家農業能力建構，建立第三地農業示範園區，形成台灣技術及大陸市場互補模式。

最後，公共衛生與共同發展目標（SDGs）對接。可在醫療衛生、人員培訓、遠距醫療、公共健康宣教等層面開展合作，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尋找兩岸合作連結。

全球發展倡議，不僅是大陸在國際舞台的戰略布局，若能將此議題轉化為共同行動，為兩岸注入實質化、制度化、長遠化的合作框架，應有利於兩岸和平穩定框架建立及維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