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

在第30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30）登場前夕，聯合國祕書長古特瑞斯語出驚人：全球升溫超過1.5℃「已不可避免」。從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至今不到10年，全球排放仍未見顯著下降，氣候災難卻日益逼近。然而，當西方在氣候政策上陷入民粹與成本焦慮的多重困境時，中國大陸正試圖用一場「再工業革命」式的綠能轉型，改寫全球能源版圖。

古特瑞斯在日內瓦強調，全球在未來幾年內將經歷一段超過1.5℃的時期，這是「不可避免」的。這句話並非放棄，而是一種重新設定目標的誠實。當他呼籲「典範轉移」，其實是在要求各國領袖從短期的政治算計，轉向長期的生存倫理，共同面對氣候變遷時代的挑戰。

然而，氣候變遷問題的困境不僅是科學問題，更是政治問題。古特瑞斯所批評的「假消息、漂綠行為」與「科學家被恐嚇」現象，正是氣候行動受阻的深層結構：政治領袖以經濟民粹包裝退步政策，部分媒體被極化輿論綁架，科學成為意識形態戰場，特別是川普在聯合國演講中嘲諷綠能、宣揚化石燃料。因此，這場全球的「氣候真相之戰」早已不只是碳排放問題，而是攸關民主與理性的韌性。

在此同時，《經濟學人》最新一期封面故事以罕見語氣指出，大陸正在「以潔淨能源的規模與速度，重塑世界」。截至2024年底，大陸的太陽能裝置容量達887吉瓦，幾乎等於歐美總和的2倍；僅在1年間，用於風電與太陽能建設的鋼材高達2200萬噸──足以每天造一座舊金山的「金門大橋」。

這場能源革命的邏輯，不只是政策推動，而是市場自我強化的「正向循環」：大陸龐大內需帶動技術進步，技術進步有助於壓低成本，成本下降又創造更多需求。如今，大陸1年能生產近1太瓦（TW）的再生能源設備，相當於300座大型核電廠的發電量。這種「綠能規模經濟」已讓大陸從製造大國，轉型成為一個「能源再生型超級大國」。

但這股力量同時充滿矛盾。大陸仍是全球最大煤炭消費國，其電網結構與碳定價制度尚未徹底改革。換句話說，大陸的綠能革命仍帶著煤炭的陰影，既是減碳推手，也是汙染源頭。然而也正因為這樣，大陸的能源轉型更具結構性啟示：不只對世界是好事，而也出於現實主義的自我救贖。

對世界而言，大陸的能源轉型意味著「減碳」的新地緣政治格局。發展中國家如巴基斯坦、印尼以及非洲多國，正以大陸的廉價太陽能板重塑能源基礎。如今，大陸出口綠色科技所獲的利潤，已超過美國出口化石燃料的收益。

這帶來兩個對比鮮明的現實。一方面，歐洲在高電價與工業外移中掙扎，美國的能源政策因選舉輸贏而搖擺不定；另一方面，大陸的再生能源在全球南方地區快速擴張，形成一種新的「綠色依附」（green dependency）。

在這場全球權力重構中，台灣雖非《巴黎氣候協定》締約國，卻早已置身於氣候變遷影響的前線。極端高溫、颱風水患的不確定性、電網負載壓力，都是1.5℃世界的現實投影。若台灣仍將能源轉型視為「補助政策」或「選舉口號」，將錯失能源轉型與綠色經濟的契機。

古特瑞斯說，「將升溫控制在1.5℃以內的目標，在本世紀結束前仍可能達成」，這並非氣候樂觀主義，而是對行動倫理的召喚。大陸的例子提醒我們，真正的能源革命，並不只是科技革命，更是治理革命。它需要的不只是太陽能板與風機，而是一種能讓科學與減碳政策發揮作用的社會共識。

當COP30在亞馬遜河畔召開，世界或許已進入「後1.5℃」時代。但只要仍有人願意以誠實的語言面對現實，以理性的行動重建希望，那麼「不可避免的升溫」，也不必成為「不可逆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