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珩瑄

《左撇子女孩》在片尾並未安排戲劇化的「大和解」。導演讓衝突停留在最真實的狀態，甚至讓裂縫更清楚地浮現。觀眾可以看見世代差異本來就不需用勝負來解決，而是以更柔軟的方式提醒：每個生命都有自己的形狀，不必完全符合外界期待，也都值得被理解與善待。



《左撇子女孩》由旅美導演鄒時擎執導，並與長期合作的美籍導演西恩．貝克共同完成劇本、製作與剪輯。影片自首映後便受到高度關注，不僅入圍今年金馬獎九項大獎，獲選代表台灣角逐二○二六年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這部兼具在地韻味與國際視野的作品還在坎城影展拿下「甘氏基金會獎」與「金鐵道獎」，之後更於釜山、多倫多、羅馬等影展屢獲肯定。

魔鬼左手社會縮影

電影講述台北夜市一家三口的故事，單親母親淑芬（蔡淑臻飾演）帶著大女兒宜安（馬士媛飾演）與小女兒宜靜（葉子綺飾演）從台東搬回台北，在夜市擺麵攤勉力生活。淑芬一肩扛起生計，在勞累與壓力中努力維持家庭；宜安則在檳榔攤打工，渴望靠自己的方式找到出口，卻在情感與現實之間反覆掙扎。

年僅五歲的宜靜，則像是家庭裡最坦率的提問者。她不是調停者，也無力安撫任何人，卻總在不合時宜的時刻拋出直白的疑問，以孩子最純粹的方式，照亮那些大人避而不談的情緒與裂縫，也讓觀眾看見孩子如何在混亂中默默承受並吸收著大人的「沉默」。

片名中的「左撇子」是一個關鍵隱喻。過去人們常認為左撇子不吉利、不得體，孩子若用左手寫字、左手拿筷子，就得被「矯正」回右手，甚至編織出「訓練兩隻手都能運用自如才是最棒的」這類強迫孩子改換右手的理由。儘管科學早已證實，強行改變慣用手可能影響孩子的語言發展，但這類觀念仍在許多家庭裡延續。本片真正指向的，其實不只是左手，而是那種根深柢固的文化期待：人不應特立獨行或與眾不同。社會往往希望每個孩子乖巧、合群，走在同一條被認可的軌道上，因此，任何偏離都會被視為需要「改正」的問題。

宜靜因外公一句「左手是魔鬼的手」深信不疑，將偷來的物品推給那隻「會自己做壞事」的左手。她並非害怕差異，而是年紀尚幼，只能用大人提供的語言與信念來理解複雜的世界。這個看似天真的誤會，其實揭開一個更深層的現象──當傳統被視為理所當然，人們便容易以它作為藉口，避開自己不願面對的偏見與錯誤。宜靜的「魔鬼左手」成了社會的縮影：孩子把行為推給魔鬼，大人則把不公平推給「傳統就是這樣」。這個微小卻犀利的比喻，也引導觀眾走向本片真正的核心議題。

完整而正當的存在

傳統觀念的影響貫穿全片，而淑芬恰是最典型的例子。她明知自己成長於重男輕女的家庭，卻仍在無意間延續同樣的價值觀：女人必須有婚姻，人生才算完整。基於這樣的「社會期待」，她選擇隱瞞宜安與宜靜的真實關係——不是刻意欺瞞，而是深怕「未婚生女」會讓女兒成為別人口中的話題，被貼上不體面的標籤。

這段情節既衝擊也真實，點出傳統的力量往往不是來自信仰，而是來自「不能讓外人看笑話」的壓力。上一代為了維持體面、符合世俗眼光而遵守的規範，也因此一層層落到下一代肩上。

值得一提的是，《左撇子女孩》在片尾並未安排戲劇化的「大和解」。鄒時擎導演讓衝突停留在最真實的狀態，甚至讓裂縫更清楚地浮現。宜安在激烈爭執後那句：「為什麼我一定要結婚？」成了整場對話的終點，也像是對舊時代最直接的提問。

這樣的收束正是電影最珍貴之處。沒有和解，並不代表誰對誰錯，而是讓觀眾看見世代差異本來就不需用勝負來解決。電影並未要求我們全盤否定傳統，而是以更柔軟的方式提醒：每個生命都有自己的形狀，不必完全符合外界期待，也都值得被理解與善待。

就像「左撇子女孩」本身所象徵的──即使與右撇子方向不同、使用手的方式不同，也依然可以是一種完整而正當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