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在一九八五年獲得耶路撒冷文學獎時，以「小說與歐洲」為題指出，歐洲與其被視為一塊土地，毋寧說是一種文化。他透過小說這一門藝術的發展歷程，省視歐洲近代以來的文明。

「我們知道，個人被尊重的世界是脆弱的。」在昆德拉的眼裡，尊重個人的世界，存在於小說的想像空間，而它卻是歐洲的真實形象，也是我們對歐洲的夢想。小說藝術創造了迷人的世界，在那裡「沒有人是真理的佔有者，每個人都有權被理解。」他以《包法利夫人》為例說明，鎮日伴隨在可憐的艾瑪周圍的眾人，是一群對既定觀念無反省能力的人。

小說世界凸顯了最令人震驚的現象在於，標榜現代科學與理性的社會裡，人們集體性的不思考也在繼續向前！

這是個不宣而戰的時代，在這命運如此殘酷的城市底層，「我決定只談小說。」他強調自己並非在嚴重問題前臨陣脫逃，而是認知到歐洲精神最珍貴的本質，是對個人特殊思想與私生活權利的尊重，同時，這份尊重正被安置在小說的語言與智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