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清人畢沅的《續資治通鑒‧宋紀》中，有這樣短短兩句關於宋朝社會福利機搆「安濟坊」的記載：（八月）辛未，「置安濟坊，養民之貧病者，仍令諸州縣並置」。從寥寥數語中可以知道，宋朝崇寧元年（一一○二）年八月，朝廷下令在地方上普遍設置社會救助機搆安濟坊，給民間貧困的病患提供幫助。

不過，安濟坊這樣的社會救助機構，初始出現的時間要更早一些。

根據相關記載，元祐四年（一○八九），大文豪蘇軾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擔任杭州知府）。上任伊始，恰逢大旱，憑借豐富的人生經驗，他敏銳地意識到，大旱之後必有大疫。為了籌措防疫資金，減少災民負擔，他兩次上疏朝廷，請求免除杭州賦稅和貢米。

由於宣仁太后的支持，蘇軾的請求被朝廷採納。一年後，杭州果真爆發了大規模的瘟疫，因為饑饉的疊加，更加劇了瘟疫的流行。於是，蘇軾一方面「遣吏挾醫，分房治病」，同時又募集社會資金，加上自己捐出的五十兩黃金，在杭州設立「病坊」，免費收治急重症患者。這病坊即名為「安濟坊」，又名「安樂坊」。

蘇軾創建的安濟坊，被後來的學者譽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間傳染病隔離醫院。當年在疫情的控制方面，也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三年醫逾千人」，不僅積累了大量的疾病治療經驗，並且收到了相當不錯的安定社會效果。

因此，十多年後宋徽宗登基，有意效法堯舜這樣的仁君，在社會救濟與慈善方面有更多作為時，安濟坊也就成了其中一個看似不錯的選項，除了改由政府接管之外，更在全國各地普遍設立。此外，與安濟坊一同啟動的，還有「居養院」（撫養鰥寡孤獨）和「漏澤園」（為城市貧民提供墓地）等機構。

宋徽宗在全國普設安濟坊這樣的社會福利機構，除了有心向堯舜等仁君看齊之外，無疑也有穩定社會與民心，讓趙氏江山永續的用心。因為百姓是「水」，帝王是「舟」，無論何人居於帝王之位，都不能無視社會底層的生存狀態，當江河之水暗流湧動甚至橫流時，水上之舟想要保持穩定將會十分困難。

所以可以看到，即便是在封建社會，只要身居高位的帝王還沒有昏庸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一般來說也會為老百姓的生計有所謀畫；差別僅在於，他們的目的歸根到底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百姓。

無論如何，從客觀效果來說，安濟坊的普遍設立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在崇寧元年詔令全國各地普遍設立安濟坊後，崇寧四年，又「令開封府，依外州法居養鰥寡孤獨，及置安濟坊」。至大觀四年（一一一○），朝廷更頒行了《安濟法》，從國家法律層面確認了安濟坊的存在，規定戶數達到千戶以上的城寨，都要設立安濟坊，而境內病臥無依之人，均可送入安濟坊收治。

然而不能不提的是，官僚主義與相關制度存在的問題。比如說，朝廷把安濟坊等機構的成效，列入考核地方官員的指標，並將收治人數與死亡率作為獎懲依據，導致弄虛作假等現象的大量滋生，一些健康之人居然被「收治」，醫術高明的醫生也因此不願意到安濟坊工作。

總而言之，設立安濟坊本是好事一件，最終卻走了樣，關鍵還是在於決策的嚴重缺失。然而，這樣救助貧困的社會福利保障，無疑還是值得肯定的；需要改進的，僅僅是決策的程序與方法，進而保證把好事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