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

極端氣候正在重塑我們的世界。面對一場又一場橫掃城市與鄉村的暴雨與洪水，主流新聞媒體習慣以「災難現場」為框架，呈現泥濘的街道、倒塌的屋舍與驚惶失措的人群。記者手握麥克風、身處水深及腰的街頭，告訴觀眾：「這是百年一遇的洪災。」

但這樣的敘事模式，真的足以幫助我們理解氣候變遷下的洪水現象嗎？

去年辭世的美國政治人類學者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新書《讚頌洪水：野性的河流與它帶來的生命》（In Praise of Floods）中，為我們提供了全然不同的觀看視角。對他而言，洪水不只是災難，更是一種生命的節奏，是自然生態與社會文化共舞的時間尺度。斯科特主張，現代國家的治水工程不過是對自然之野性的殖民；而與洪水共生的智慧，早在被水覆蓋的平原與三角洲地區流傳數千年。

這樣的觀點，對當代氣候新聞學而言，相當有啟發性。因為洪水不是例外狀況，而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氣候新聞學應該摒棄「災難例外論」的框架。

過去，我們將洪水視為偏離正常的異常事件，但斯科特提醒我們，洪水其實是自然的語言，是河川周期性呼吸的一部分。在亞洲許多地區，例如湄公河、恆河或長江三角洲，洪水帶來肥沃的沖積土與水資源，使農業社會得以繁衍。問題不是洪水本身，而是我們如何選擇理解與因應它。

氣候新聞學在報導極端水災時，若只聚焦於災害統計與官員如何坐鎮救災，就容易忽略背後深層的生態政治與歷史結構。洪水帶來的破壞，往往是因為我們將城市、農田與基礎建設置於錯誤的地理位置，築堤防水、填河造路，把自然環境的周期變化視為敵人。斯科特稱此為「剛性治理的幻覺」，一種迷信技術主義的國家統治邏輯，結果卻是堤防愈築愈高，災情也一次比一次嚴重。

在洪水報導中，媒體也需自問：災難的定義是誰決定的？治理的話語權又掌握在誰手中？斯科特在書中指出，現代洪水治理往往是階級化的──城市上游與權貴區域被保護，而代價轉嫁給下游貧困社群。洪水成為「可管理的自然」，而弱勢居民則成為可被犧牲的代價。

這樣的權力不平等，在新聞報導中常被隱而不見。氣候新聞學若僅重現災後復建、工程進度與政府官員視察畫面，便是複製國家控制的敘事，而未能揭露水災中的社會正義問題。洪水不是天然的敵人，而是政治選擇的結果。比方說，誰有能力遷移？誰還住在堤防外？誰能參與治水決策？這些問題都應成為氣候新聞關懷的核心。

傳統知識不是落後，而是韌性的來源。本書最具啟發性的觀點之一，是對傳統地方知識的再估價。斯科特描述許多社群如何透過浮田、移動耕作與季節性遷徙來與洪水共存。這些不是「前現代」的過渡現象，而是適應自然多變性的韌性策略。

新聞媒體在報導氣候風險時，經常引用官方數據與專家說法，卻忽視在地居民歷代累積的知識系統。當主流話語充斥「防洪」、「水患治理」等線性思惟時，記者是否能留意那些選擇「與水共生」的聲音？能否訪問那些拒絕遷村、而堅持原地調適的耆老與農民？

斯科特所提倡的，不僅是反對國家水利霸權，更是鼓勵我們以「非線性」與「生態系統」的方式思考洪水與氣候。他強調，「水流的自由」其實是一種生態正義的實踐，而「治理」應從控制轉向協商、共管與適應。對致力於氣候新聞學的媒體工作者而言，這意味著轉向更長時段的報導、更深入的地景理解與更多元的知識來源。災難不是例外，而是警訊。報導洪水，不只是拍攝洪水肆虐的畫面，更應是反思我們如何與自然共處的契機。

在氣候危機的時代，我們亟需一種新的洪水敘事，一種不是從「恐懼洪水」出發的新聞實踐。如斯科特所言：「與洪水對話，遠比對抗它更符合人類的長遠利益。」氣候新聞學不只是報導氣候環境災變，更是引導社會思考可持續的與自然共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