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九里安西王

一九八九年春天，我離開山城密蘇拉來到華府，同年夏天麗莎和大衛遷到西雅圖。三十五年過去，彼此彷彿消失在彼此的人生裡。直到去年，是刻意也是不經意的機緣，又把我們重新牽在一起。

去年夏天，我偕妻和一位大學同學夫妻相約，到西雅圖搭乘阿拉斯加郵輪。規畫行程時，心血來潮在臉書與谷歌搜尋大衛的名字，竟然找到了他們的蹤跡，並傳了訊息過去。一直到郵輪啟航後的第二天，我才收到麗莎的回覆：「天啊！我們正在地中海的郵輪上。如果我們能在你下船那天見面，那就太好了。可以嗎？」

也許是冥冥中的預感，我們的船在上午七點靠岸，我訂了晚上十點的飛機回華府，我們有幾乎一整天的時間可以見面。

時光拉回到一九八七年秋天，剛開學不久，一位讀企管碩士的台灣同學對我說：「我的英文女家教麗莎很漂亮，而且還會說中文喔！」透過這位同學，我認識了秀氣高䠷的麗莎，那年暑假她剛從台灣當交換學生返美，後來我們成了好朋友。

第二次見面是在麗莎家吃瑞士火鍋，還有大衛和另外兩位朋友。從愛達荷大學英文系畢業的大衛，那時在《密蘇拉人報》當編輯。他不算英俊，但才華洋溢，英文出色且心思細膩，對麗莎一見傾心。

我曾問麗莎：「妳在台灣時，沒有台灣男孩追過妳嗎？」

她說：「有，但台灣男孩大多不夠高壯，而且大都太斯文。」

她接著竟然半開玩笑地對我說：「就像你，斯文得有點像同性戀。」我笑了，但心裡默默懷疑，是否她曾誤會過我？

那年冬天，我們一起越野滑雪，一大早在麗莎家集合，大衛替我準備了適合我的整套滑雪裝備。

當時室外是零下五度，大衛在半小時前就將麗莎放在門口的外出鞋拿進室內，以免穿的時候太冰冷。麗莎看到這一幕，在我耳邊低聲說：「他就是這麼貼心。」後來的一年半多，麗莎常邀我一起去酒吧、吃飯、看電影、登山健行等等，讓我忘卻在異鄉的孤寂，她似乎也把我當成大電燈泡好好照顧著。

隔年暑假，我留在學校做實驗趕論文，系上的氛圍有些怪異，我的心情也莫名蕩在谷底。美國國慶日前夕接到麗莎的電話，她要帶大衛去見父母親，也邀我一起到她父母在西利湖畔的度假小屋，和她們一家人度了三天假。

回到學校後，果真傳來指導教授在系中的權鬥失敗，被迫轉到一家新創的瑞比（Ribi）生技公司，也替我在公司裡爭取到一分研究助理的工作。但我必須搬到離學校約六十公里，一個不到五百人的漢彌爾敦小鎮，度過人生中最寒冷的零下四十度，與最孤獨的九個月。我開始寄履歷表，找正式工作，大衛替我修改履歷表，後來飛往華府面談，也是大衛送我到機場。

耶誕節前幾日，麗莎再度打電話來，她與大衛決定隔年夏天結婚，要帶他回蒙大拿首府海倫那（Helena）的老家過節，並邀我同行。當天強烈寒流來襲，大衛開著他的日產小車，在大風雪中翻山越嶺三個多小時才抵達。那幾天，海倫那白天的溫度都在攝氏零下十度以下，夜晚更是零下二十度以下。

一到家，麗莎和大衛就出門拜訪教堂，訂作禮服和買禮品等等，到晚餐時才又出現。麗莎跟我說抱歉時，她媽媽在一旁說：「我們聊了一個下午，好久沒有人這樣陪我，可開心呢！」

耶誕夜，麗莎帶我去當地一家酒館，那是遊子返鄉都會去的地方，可以打聽老友們離家後彼此的際遇。但在人山人海的酒館內，麗莎拉著我往裡走，好不容易擠到吧台前，她指著牆上一長排世界各地的啤酒瓶罐，說：「看到沒有？那兩瓶台灣啤酒，是我從台灣帶回來的。」

翌年春天，我在華府找到工作。夏天，大衛受聘到《西雅圖時報》當編輯。幾個月後，我收到他們在海倫那婚禮的信與照片，信中提到我臨行前送的一套台灣茶具，她驚訝我記得那是她的喜好，但在那個沒有電郵、沒有手機、沒有社群網絡的年代，我們都搬家之後，就斷了音訊。

直到去年夏天，郵輪靠岸後，麗莎前來接我。儘管時隔三十五年，我在人群中一眼就認出她，我們到她位於西雅圖市郊的家中敘舊。

大衛說：「我的姓氏是德文，當年先祖入境美國時，姓被拼錯，至今仍是稀有姓氏，所以很好搜尋。」其實，他謙虛了，大衛不僅是大報的主編，也曾出版多本書，包括探討虎鯨與人類關係的《虎鯨與人》，是小有名氣的作家，後來更轉向研究美國極右翼與仇恨組織，受邀到全美各地與國會演講，還因此接過死亡威脅。

那晚我們在西雅圖的鼎泰豐吃小籠包，席間麗莎說：「當年她之所以特別關照我，是因為自己也曾是留學生，知道人在異鄉的孤獨與無助。」聽來平淡，難道當年的照顧是我自作多情？但原本說好我作東，她又要偷偷買單，被我攔下。

登機臨別前，我們相互擁抱道別時，大衛對我太太說：「謝謝妳這三十五年來照顧九里安。」原來，在他們心中，我始終是那個需要被照顧、被惦記的朋友。

當廣播響起：「本班機飛往華府，飛行距離三千八百公里……。」我忽然明白，有些人，有些記憶，即使天涯海角，也從未真正走遠。

那段山城歲月的記憶，也因此變得不那麼寒風刺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