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富閔

最近重讀兩本寫在二十五歲的書：《為阿嬤做傻事》、《我的媽媽欠栽培》。第一時間，覺得語言文字有點陌生。明顯的，那是上一個階段的自己。兩本書，一部分稿件，來自當時主持的「三少四壯」專欄。周周一篇，每篇一千兩百字；另一部分，則在《印刻》的「好野人誌」專欄。字數可達四千。那時寫得勤奮，體力腦力相加相乘，加上許多前輩提供平台，而我懂得把自己表達出來。有憨膽。現在回頭去看，非常感謝自己把時間花在去衝。替自己留下了什麼。而且才二十五歲，真的好年輕。

年輕的作家，寫看起來老硞硞的事情。出書之後，常被放在親情散文、家族故事、生死書寫、台南學脈絡來談，而我感覺都不是我真正要做的事。我比較像在玩──玩形式也玩內容。書籍的目錄、分輯、書名，乃至大標小標，都是自己下的。面對體積如此龐大的心靈內容，我像一名編輯，以生命史為中央伍，讓自己跟自己對齊。那時太陽花運動尚未爆發，整個社會內蘊述說自己故事的欲望，一切蠢蠢欲動。兩本書共享了一個主標，叫做「解嚴後臺灣囝仔心靈小史」。這個書名也是我要留的。

一口氣出了兩本書，以後的十幾年，我開始了繁複的演講、評審、座談等，看似與創作有關，但也與創作無關的事。走入教學與產業的現場，參與台灣人文學正在發生的事。台灣需要什麼？我將這個問題放在心中一個安靜的位置，而運動開始遍地開花，我以文字且走且戰，丈量、發明與文學的全新距離。

這兩本書許多文章收在選本、文集與試卷之中，〈六月有事〉曾經改編成為兒童劇場，展開台灣各地的巡演；〈機車母親〉畫成繪本，很受歡迎；《我的媽媽欠栽培》則是全本製作了一齣音樂劇，叫做「台灣歌劇：我的媽媽欠栽培」。我在錄製有聲書的時候，發現有淚有笑，感覺那時文章比較明亮，我也比較明亮，直面讀者；後來文章往內在而去，喃喃自語。共同之處，皆是有話要說。現在的文章，大概交織著以上的兩種特色。我現在比較能夠把握自己的呼吸。寫自己要寫的。說自己想說的。

那年，兩本書進入編輯作業的六月，阿嬤過世了。如同〈六月有事〉所預言的，阿嬤將在我專欄連載一年竣工，與世長辭。謝謝她替我撐了一年。如今十二年過去，家裡變化極大。雙胞胎堂妹，現在要讀高一了；大哥結婚，家裡出現三個小孩。一如從前阿嬤對我口述許多生命故事、家族故事，她做的一切傻事，現在我也嘗試讀給下一代聽。我以聲音傳情達意，紀錄、紀念。將心事讀成你我都知道的事。

文學本就來自口耳相傳。有聲書因此又古典又現代。「有聲書」重新定義了作者與讀者的關係，讓「可言傳」與「不可言傳的」，變成一個文學的好問題。讓我們知道，文學寫的也是一種公開的祕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