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

2025年3月11日，菲律賓前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在馬尼拉國際機場被逮捕，根據國際刑事法院（ICC）於3月7日發出的逮捕令，他將面臨其所主導「反毒戰爭」相關的「反人類罪」指控。這是《國際法》對於國家元首究責的歷史性時刻，標誌著全球司法與人權運動的重大進展。

ICC檢察官卡里姆．汗（Karim A.A. Khan KC）表示，杜特蒂作為前達沃市市長和菲律賓總統，涉嫌在2011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16日期間犯下大規模謀殺罪，這些行為構成《羅馬規約》第7條第1款（a）所定義的「反人類罪」。ICC的預審庭認定，根據掌握的證據，杜特蒂的「死亡特勤隊」在達沃市發揮了核心作用，並於全國各地執行類似行動，導致數千名疑似毒販及犯罪嫌疑人遭到私刑般的法外處決。

菲律賓於2011年加入ICC，但在2019年3月正式退出。然而，根據ICC的規定，即使成員國退出，法院仍對其退出前的罪行保有管轄權。因此，杜特蒂任內發生的大規模殺戮，仍在ICC的司法管轄範圍之內。

杜特蒂的「反毒戰爭」始於2016年，當時他以強硬手段打擊毒品犯罪為施政重點，甚至公開鼓勵警察及平民「殺光毒販」。根據菲律賓政府統計，至少6200人在執法過程中被擊斃，而人權組織認為，實際死亡人數可能高達3萬人，其中許多為無辜平民。根據檢方提交的案件材料，這些行動不僅是政府授權的「掃毒行動」，更涉及有計畫的法外處決，且不提供正當法律程序。這場「反毒戰爭」最具爭議之處，在於執法部門是否濫權，並動用國家機器鎮壓特定族群。許多受害者來自貧民窟，主要為年輕男性，更透露出階級與種族不平等的深層結構性問題。

杜特蒂的被捕與受審引發全球關注，也引起菲律賓內部與國際社會的政治爭論。菲律賓現任總統小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選擇與ICC合作，配合執行逮捕令，而這也被視為馬可仕與杜特蒂2大政治家族決裂的關鍵證據。

然而，杜特蒂的支持者強烈反對ICC的管轄權，指控這是一場「政治迫害」。他的律師團隊表示，杜特蒂被捕過程違反「正當程序」，且涉嫌「非法引渡」。杜特蒂女兒、現任副總統薩拉．杜特蒂（Sara Duterte）更公開聲稱這是「菲律賓政府向國際機構低頭」，企圖透過動員群眾來抗衡國際司法機構的權威。

國際社會對此案的回應也呈現分歧。國際特赦組織讚揚此案是「歷史性的勝利」，並強調這將成為全球打擊國家暴力的重要里程碑。然而，中國外交部則批評ICC過於「政治化」與「對待開發中國家時的雙重標準」。

杜特蒂案凸顯ICC在執行國際刑事正義時面臨的挑戰。首先，ICC沒有獨立執法機構，必須依賴成員國合作才能執行逮捕令。因此，若非馬可仕政府願意配合，ICC將無法順利將杜特蒂引渡至荷蘭海牙受審。

其次，ICC過去曾試圖對其他國家元首發出逮捕令，例如蘇丹前總統巴席爾（Omar al-Bashir），但由於蘇丹政府拒絕合作，導致案件長期擱置。因此，即使杜特蒂目前被捕，其未來的審判仍可能面臨政治干預。

此外，杜特蒂案也反映國際司法機構正在強化對國家元首的問責機制。俄羅斯總統普亭同樣也因戰爭罪於2023年遭ICC通緝，顯示國際法庭對於國家領袖的追責機制正在加強。

杜特蒂的被捕與受審，對全球司法正義具有重大意義：無論是現任或卸任的國家元首，若涉及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仍可能面臨國際法律的制裁。然而，這起事件也提醒我們，國際司法體系的運作仍受現實政治影響。菲律賓政府的合作態度，是杜特蒂能夠被捕與移送國際刑事法院的關鍵。與此同時，如何確保受害者獲得公正賠償，並且改革菲律賓的執法體系，也是後續同樣值得關注的議題。

杜特蒂案不只考驗著菲律賓民主政治的未來發展，也是一場國際人權司法正義的試煉。而國際刑事法院針對本案的最終審判結果，也勢必將為所謂「國家暴力」與「反人類罪」設下新的標準，為國際人權保障立下新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