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富閔

二○一八年出版的《故事書：福地福人居》與《故事書：三合院靈光乍現》，是我念念不忘的兩本書。一直要到這一兩年，我才比較清楚，當年這個出版行動，我在想什麼。

這書的寫作，疊合了我的博士生涯、母親生病，以及我在《花甲男孩》的各種活動。我在各種強度極高的情緒的轉折之中，居然每天非常冷靜地坐下來──開始寫。有一本是在母親的病房完成，所以一開始的書名要叫「故事酥」。 因為母親時常跟進來注射化療劑量的護理師，用相當自然大方的台灣國語表示：「我兒子在寫故事酥。」 文學在母親的眼中，大概就像鳳梨酥、花生酥那一類可以吃的東西吧！

那時寫的方向模模糊糊，可是我很相信，這一條路就是要走，而且要是一開始就清清楚楚，那也不用寫了。文學的清楚，不是那個帳本數字的清楚。寫作是跟「模糊」搏鬥。很痛快，而且天有在看。祂是讀者。我也一直覺得，我是寫給天看的。

這樣一本「自我」的索引，顯著的自傳性，兩書彼此打通，文章與文章之間，漂浮十幾篇從小到大我跑過我野過的田地故事。寫得虛實交錯，交織的人、事、物與時間空間，我像是在替自己的精神世界打地基，把文字深深地種進土地的心。我知道從這兩本書出發，形成介面，如同氣窗。唯有厚實的故事，才是跨界的根本。從《故事書》出發，以後我就可以去很多地方了。

這學期在研究所的課，也是一個介面。同學想要報告小說散文、詩歌繪本，兒童讀物，乃至新媒體的觀察。盍各言爾志。讓我想起楊牧在《奇萊後書》的一個句子：「設定一個起點」。教室內大家找到自己的熱點，不去預設走到哪裡，氣氛友善，靈感四射。只要是文學的路，我們就一定不會走散。

我在《故事書》第二本的封底，設計一張「拉頁」。昨天重讀，我才發現可以拉很長。那一張拉頁清楚記載一塊塊田地的稱呼，所謂的「地號」。我憑藉記憶與真實經驗，留下了種植的作物名稱，有沒有水源、出入方式等資訊，以及一些來不及寫在文章，或者臨時想到的速記。我正在進行一種文學的演出，把自己拋進去自己的故事。

無限延伸的拉頁，寫著內心的語言，我彷彿也將自己打開來了。這些如同暗碼的速記，最後到底會變成什麼？讀者怎麼解釋？不怕沒人看懂，而我寫得非常快樂。想像力正從一塊田、一株草、一棵樹，向東西南北發出雷射。你儘管放手去寫。

只因書有自己的生命，它會遇到適合它的時代、容器，成為一個可以變形，不停增生的美麗植栽。那年將《故事書》送給鄭毓瑜老師。老師說：這是一本「故事樹」。多美的比喻。瞬間在我眼前的台南平原，盡是一片新生的綠意。

七年前的書了。書還活得好好的。《故事書》終於找到了它的容器，而我也可以寫寫我在台北發生的事，乃至這幾年離開我的人，和我離開的人。寫一寫自己的生活。設定一個起點，跟樹借一點力氣，帶著我的《故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