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光斗
一九八三年的年末，我又收到小舅的信，爺爺忽然摔跤，躺了幾天後，就這麼走了。我將自己關在船橋車站的電話亭裡，大聲嚎哭了許久許久，那些眼淚，原先應該是看到爺爺，在爺爺懷裡撒嬌時才該湧現的啊！
肖蛇的我，今年是本命年；回首過往，短短的七十二年間，親身歷經過台灣社會百廢待舉的貧困，但卻生氣盎然，人人對未來無畏的抬頭挺胸；也目睹了經濟起飛，物價高騰，但日子開始豐足有勁；然後是戒嚴的禁錮解鎖，人人喜上眉梢，活得更是有滋有味。
相信我輩同儕友人，均有此感，慶幸一同走過那恢宏有戲的大好時代。但對我來說，唯一有憾的，莫過於從未見過深陷在大陸的爺爺奶奶，哪怕是照片都不得瞧見過一張，我只能索驥著父親的面容與自己的臉部線條，縱走在想像的無垠空間裡。
縱有遺憾，但亦無奈；好在過往歲月中，我多少有點些微作為；真正讓我起心動念，意圖替自己，也為父母圓夢的關鍵時刻就是──一九八二年。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日，是這一生最為大膽、妄進的重要日子。我拿著得來不易的護照（申請了兩年）、出境證（等候了兩個月），以及背後蓋有多個紅、藍顏色安檢章的登機證，揮別家人與友人，飛出封閉卻舒適的台灣；心中熊熊燃燒著的出離欲望，壓制了所有的不安與不確定性，哪怕日文連五十音都不會默寫，口袋揣著的那紙價值微薄的匯票輕如鴻毛，都像是別人家的事，與我毫無關係。同一時間，一個不安分的念頭，也在我腦袋裡逐漸成形。
原籍安徽的父親是駕駛軍車的職業軍人，國共內戰在大陸各地烽火蔓延時，與小上十一歲的母親於南京匆匆結婚後不久，便開始逃難。不識字的母親在湖南的衡陽生下大姊；而後與父親走散，居然沒有被瘋狂的人潮推進海裡，奇蹟地抱著大姊，擠上了撤退來台的輪船。
好不容易在台灣落腳，母親生下二姊後的兩年，二十歲不到，如願的有了兒子，就是我。自有記憶開始，母親就是隨時會掀鍋子踢板凳，大聲哭鬧，非常不快樂的「一家之主」，父親則永遠扮著忍氣吞聲，任勞任怨的角色。
大姊的乾爹乾媽一家，有位吃齋念佛的老奶奶，在一樣困苦艱難的環境裡，永遠可以和顏悅色的照顧兒女和孫兒。我偶爾到他們家作客，每每羨慕到痴迷的看著那一家人，尤其是小玩伴們在慈祥破表的奶奶懷裡耍賴的一幕，把入戲的我拉進如醉如痴的蜜罐裡；我那小腦袋開始拚命播放自導自演的影像──如果爺爺奶奶也在台灣，一定會疼我愛我保護我，不讓母親動不動就掐我打我怒罵我。
民國五十三年的春節，父親的一對遠親夫婦，自台北到台中遊玩，在我家吃飯喝酒時，透露出一個天大的消息──聽說我奶奶死了；原本歡騰熱鬧的氛圍，瞬間降到冰點。酒後駕駛交通車，將來客送往台中火車站的父親，在路上釀下大禍，害了一對騎自行車的姊弟一重傷、一死亡。
父親入監，我家眷糧立即停發，旋即陷入無米下鍋的窘境。大姊乾媽家裡的老奶奶，拐著纏過的小腳，大老遠的坐著公路局來我家，自隨身的口袋裡掏出一方手帕，慢慢捲出兩張省下來的糧票，危顫顫地遞給母親，母親當場爆哭，我也有股衝動，想抱住老奶奶，可是害羞，淚眼模糊中，看到的只是抱著奶奶的大姊。
好在當年倫理道德的學校教育，外加家庭倫常的薰陶，並沒有讓爺爺奶奶、外公外婆、舅舅叔叔、姑姑姨媽……的稱謂成為死語。就在我決定自我放逐，遠走高飛東瀛的前夕，也不知何故，居然萌生起一個念頭──哪怕兩岸仍處於對立、封鎖狀態，我得想想法子，或是讓父母自東京偷偷飛回南京、安徽探望爺爺與其他親戚，或是將舅舅姑姑自南京邀請出來，與父母在東京重逢。
抵達東京後，在日語學校認識了一位來自香港的僑生，他住在千葉縣船橋的「日華寮」留學生宿舍，據說住的大都是大陸剛放出來的一批留學生與研究生，而且房費非常便宜；我沒有多加思考，立即決定去「日華寮」申請住宿，除了省錢，最主要的一個誘因，就是想要親近並認識大陸出來的人，究竟與我們台灣長大的有何不同？
沒想到，才搬進「日華寮」，我就成為動物園裡的珍奇貓熊，所有的人都湧進我房間，一探台灣來的是否多了一個鼻子或一隻眼？他們頻頻驚呼，原來我說的普通話比福建、四川、河南……來的都要標準；一位來自福建，不滿二十歲的留學生S君，與我特別投緣，聽了我家的故事後，主動跟我說，願意在春假返回大陸省親時，幫我去南京探視小舅舅，並帶上禮物，請小舅轉交給安徽鄉下，已經年過八十的爺爺。
我跑到船橋的伊藤忠大型超市，買了禦寒的衛生衣褲，請S君帶去南京。後來，收到小舅的來信，小舅說，爺爺這下可在安徽鄉下露臉了，以往很多人笑話他，揶揄他唯一的兒子跑去台灣，看來要孤獨老死了，這下子，他四處展示孫子由日本捎來的冬衣，嘴都合不攏，原先看不起他的鄉親，都轉而來巴結他，紛紛請他喝酒，就連不讓賒帳的小酒鋪，都隨爺爺高興的請起客來。
一九八三年的年末，我又收到小舅的信，爺爺忽然摔跤，躺了幾天後，就這麼走了。我將自己關在船橋車站的電話亭裡，大聲嚎哭了許久許久，那些眼淚，原先應該是看到爺爺，在爺爺懷裡撒嬌時才該湧現的啊！
我最是不甘的就是已經打聽好，父母只要在東京的大陸駐日使館辦好返鄉證，護照不會被做任何註記，就可神不知鬼不覺地返回大陸一趟；爺爺為何不能多等候一段時日，就如此摔斷了與父母重聚的天倫悲願？等到我哭累了，蹲在電話亭裡，再次閱讀小舅的來信，才意識到小舅在信紙末端附記的一筆──爺爺是穿著我送去的衣褲下葬的。
是年開春後，我依照原定計畫，帶著來到東京的父母，捏手捏腳地前往六本木附近的中國大使館；父親謹慎，不讓我陪同進去，擔心我被舉發，影響了工作與學業。平日沉默少話的父親，眼睛少見的興奮光彩，與母親口中的滔滔不絕，形成我鮮少享受過的溫煦親情。
等到二老完成乖隔數十年的故鄉行，平安地自南京飛回東京，母親不住地感謝我，說是兒子好，一個也夠了；父親笑咪咪地在洗塵的居酒屋，喝乾了一杯麒麟啤酒，然後輕輕地跟我說，往後有機會，要我陪他再回安徽一趟，為爺爺奶奶上個墳；看著父親通紅的臉孔，我的臉其實也紅著，恰好也遮掩了已然紅了的眼眶。
一九八六年，蔣經國宣布解嚴的前一年，我由東京出發，在香港啟德機場，與自台北出發的父親會合，一同搭機飛往南京。一路上，我心狂跳，沒想到宿願成真，竟然實現了兒時就種下的夢想──陪同父親返鄉祭祖。那一回，母親正在生父親的氣，故意不肯同行，等到父親出發後，一生好勝好強的她，難得向大姊透露，真是後悔，應該跟兒子一起去的，這下讓父親一人獨攬那趟二度回鄉的風光了。
雖然那段往事倏忽已然過了四十餘年，但是每一則細節，每一個畫面，都是高清版的高畫質，靜靜地躺在我的記憶庫裡，是我今生至為寶貝的收藏，任憑誰都無法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