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開成二年（公元八三七年）四月，唐文宗在一座別殿召見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書柳公權等人。文宗指著自己的衣服說：「這件衣服已經洗過三次了！」眾人都稱讚文宗節儉的美德，只有柳公權默不作聲，文宗問他什麼緣故，柳公權答：「陛下尊貴而為天子，富裕而有四海，應當提拔賢才，撤免庸才，聽取百官的規勸，賞罰分明，這樣，才能達到天下太平。至於穿洗過的衣裳，不過是小事罷了。」

這是記錄在司馬光《資治通鑒·唐紀六十一》中的一則小故事。唐文宗召見柳公權等人原本為的是什麼，我們不知道，但從文宗舉起自己洗過三次的衣服向眾人展示，我們能夠想像的是，他是在標榜自己生活節儉，並希望從臣子那裡獲得讚譽，一眾臣子果然也如他所願這麼做了。

然而，作為文宗貼身近臣的柳公權，竟然一言不發。柳公權一言不發，是因為他對什麼才是帝王應該做的事，有不同於一般人的認識。在他眼裡，帝王最該做的是「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因此「服浣濯之農，乃末節耳」。在他看來，文宗身為皇帝，是「抓了芝麻，丟了西瓜」。

平心而論，文宗作為天子，能夠注意生活細節，力倡節儉，很不容易。因為古之帝王，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並不多。更多的是什麼？是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行則寶馬香車，居則華堂大殿，衣則綾羅錦繡。文宗宣揚自己身上的衣服已經洗過三次，我們也可以推知，或許在他之前做皇帝的很少穿洗過的衣服，因此文宗的做法可圈可點。可圈可點，但柳公權卻沒有從眾，而是藉機提出勸諫。

柳公權未必沒有想過，這麼做可能讓自己吃不了兜著走，但是，作為臣下，他更知道怎樣做，才是真正對皇帝忠誠、對朝廷負責。

因為文宗的地位和身分有別於普通人，所以，對他的要求自然應該有別於普通人。更何況，文宗也是對自己有所期許的皇帝，他曾經對宰相李石表達這樣的想法：「聯每讀書，恥為凡主。」（朕每次讀書，看到古往今來的君臣事蹟，恥為碌碌無為的平凡君主。）因此，拿明君的標準來衡量和要求文宗，便是他柳公權應該做的。

唐文宗能不能稱得上明君，一千多年後的我們看得十分清楚——距離是有些遠。但對柳公權這番勸諫，他的回應是：「朕知道中書舍人不應越職規勸，但鑒於你有諫臣的風釆，所以，我要讓你屈尊擔任諫官。」他第二天便下達了詔令，任命柳公權為諫議大夫。即使不論文宗登基後鏟除北方割據勢力的成果，單憑柳公權這事的處置，足以證明他絕非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