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采和

一般西方人總認為亞洲城市就是混亂的毫無章法，妳的研究剛好說明了這個認知是錯誤的……



搬到阿姆斯特丹之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阿姆斯特丹當地的建築師事務所de Architekten Cie 上班，這家公司就位在阿姆斯特丹環形運河中的國王運河上。每個工作天的早晨我都扛著我的折疊腳踏車從我的住家︱︱阿姆斯特丹舊水管區小套房，狼狽又匆忙地出門。在寒冷的阿姆斯特丹冬天，我常常早上睡過頭，出門之後，就算戴著手套，腳踏車握把上的雙手依然是冰冷的。在環形運河邊上騎車其實非常繞路，因為運河呈現向心圓的排列，總路程可能是從家裡到公司直線距離的一點五倍。而且上班的時段總是在塞車，如果沿途有樓房或道路在進行整修，因為運河兩側的石頭道路皆為單行道的關係，那路上真的是超級塞車，這樣的日常，讓大清早的自己常常在咒罵中度過。

不過，在十七世紀的阿姆斯特丹，這可是非常浪漫的都市路徑，光從每天有不知凡幾的遊客願意花五十歐元搭乘有著玻璃頂蓋的水上遊船來觀賞環形運河就知道了。每天騎自行車在環形運河區上下班，理論上應該是非常有異國情調的畫面，但在事務所上班的日子其實非常無聊。雖然當時我已經從鹿特丹市的貝拉格建築學院畢業並搬到阿姆斯特丹一年多，但跟許多建築學子一樣，面對變化多端、常常泡沫化、工期又漫長的建築市場仍感到迷惘及惶恐；我在事務所的日子，事實上是繁忙又空虛的。

二○○六至二○○七年是荷蘭建築業蓬勃發展的階段，de Architekten Cie聘雇了近兩百人，在荷蘭的建築師事務所之中規模算是龐大的。當時事務所正在執行阿姆斯特丹南邊，被稱為「荷蘭的金融中心」的大型城市開發項目「南軸」（Zuidas）。「南軸」在開發初期被定位成荷蘭第五大的客運站，通過歐陸的大力士高速鐵路與荷蘭史基浦機場，連結了鹿特丹、安特衛、布魯塞爾及巴黎等歐洲主要城市。

在這樣大型的造鎮計畫之中，我的任務是協助設計「南軸」區內的辦公大樓立面外觀。由於「南軸」的開發期程太長、變數又多，加上投資者一直不斷地變更開發計畫，因此我常常和同事在連十幾二十年後的使用者都還不知道是誰的開發大夢裡一起熬夜加班。

參與當地文化沙龍

為了突破這樣日復一日的建築師事務所生活，我報名了阿姆斯特丹大學的社會人士戲劇班課程，作為工作之餘的娛樂，也想藉此多了解一些這座城市的文化。在戲劇班我認識了幾位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地理系學生，常和他們聚集在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學生咖啡廳討論劇本及對台詞。

這幾位地理系的學生開始對我身為華人建築師並在阿姆斯特丹建築事務所工作的背景感到好奇。他們邀請我參與左派人士聚集的文化沙龍，並讓我在裡面介紹一些亞洲城市的都市發展現狀。在其中一次的聚會中，我認識了後來深刻影響我的建築師前輩︱︱海恩。當時文化沙龍請來了左右兩派的地理學者，現場辯論阿姆斯特丹未來的城市發展。

在阿姆斯特丹近八百年的城市發展史上，一直有兩種規畫思惟決定著這個城市的命運：一種強調大規模的土地開發，主導著像是填海造陸、圩地回填等基礎工程，並賦予政府極大的權力，屬於「大政府式」的思惟。另一種則強調公民性，強調社會族群的多樣性，並且極度授權給市民，讓市民決定他們生活城市的未來。

我在會議中介紹了台北、香港及首爾的城市小區改變觀察，說明由於東亞城市多在二戰後開始開發，很多都市土地的功能皆為複合性的，除了可以供商業使用，樓上也能作為住宅。這樣多元、混雜的建築功能讓城市比較能適應各種經濟的轉變，且城市建築也可以比較自由地轉變為辦公、商業或是旅店等，不過這樣複合式的使用也會帶來噪音、衛生、交通等問題。

會議之後，有著滿頭凌亂白髮、身體寬胖，穿著寬鬆但沒有完整塞進褲檔中的格子襯衫，以荷蘭人來說不算高的海恩微笑地向我走來，在靠近我的兩、三步前就先將右手伸出，做出想要和我握手的姿勢。「我們應該要認識，並且多交流，」他語調爽朗地接著說：「一般西方人總認為亞洲城市就是混亂的毫無章法，妳的研究剛好說明了這個認知是錯誤的，這樣的城市活力也是有生產的章法的。荷蘭的城市規畫在戰後非常失敗，太多的管制讓城市失去了活力。」

（摘自《我在荷蘭當都更說客：阿姆斯特丹以人為本的10年街區再生筆記》，時報出版）



作者簡介

鄭采和（采和建築師）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畢業、是曾移居荷蘭阿姆斯特丹留學及執業長達十多年的建築師及都市設計師。她在阿姆斯特丹的都市規畫專案「阿姆斯特丹市紅燈區改造工程規畫案」及「阿姆斯特爾三閒置辦公區複合性再利用規畫案」曾經獲得荷蘭國家建築獎金。著有城市規畫專書《Red Light City》。現為鄭采和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及中原大學地景建築學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