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對中國傳統音樂的影響
宗教是意識形態之一，是人類整體文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一部文明史，在很大程度上、在很長時間內，實際上是一部宗教文化史。眾所周知，假如不談基督教（天主教）美術和音樂的話，十九世紀之前的歐洲美術史和音樂史，將是一片空白。但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人們卻不做如是觀。許多人（包括中外許多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專家）有意或無意地忽視宗教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忽視中國宗教音樂的存在和歷史意義。
與其他藝術領域中的情況一樣，佛教對中國傳統音樂有著深遠、有力的影響。這種影響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在美學層次，佛教思想與道家思想、儒家思想一道塑造了中國音樂的一切美學特徵。
二、為中國固有音樂提供了新的物質材料與新的形式。
三、做為音樂家的佛教徒為中國音樂的繁榮所進行的創造性勞動。
四、以廟會的形式為中國廣大民眾提供了一個大眾性的娛樂場合
一、宗教塑造中國音樂之 美學特徵
中國音樂雖然博大精深、豐富多彩，又有眾多的形式、流派、風格。但「正統」的中國傳統音樂美學，除去其與政治的緊密聯繫外，它的純審美的要求，卻是有著相當穩定的一貫性的。徐青山的《溪山琴況》，雖然是琴學專著，但他總結的二十四況，卻可以視為中國傳統音樂的全部審美要求。這二十四個字是：和、靜、清、遠、古、淡、恬、逸、雅、麗、亮、采、潔、潤、圓、堅、宏、細、溜、健、輕、重、遲、速。
這二十四個字，除去幾個專門的古琴技法而外，幾乎適用於中國宮廷音樂、宗教音樂、文人音樂中的絕大部分及民間音樂中的一部分。而這種美學觀的確立，卻是宗教思想與儒家思想一致要求的結果。
音樂為弘法的舟楫
禪宗興盛之前的中國佛教，很重視用音樂來開導眾心的作用。中國的第一部僧傳──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著《高僧傳》，即專闢有「經師篇」與「唱導篇」，在其十大門類中占據其二。佛教音樂美學與儒家的音樂美學有著許多相似的地方，都把「中正」、「平和」、「淡雅」、「肅莊」做為基本原則。儒家的「樂」要為「禮」服務、音樂要服從政治。而佛教徒也把音樂視為弘揚佛法的舟楫，宣傳法理的利器。慧皎認為，佛教音樂的目的只有兩個，一是「讚佛功德」，一是「宣唱法理，開導眾心」。而「廣明三世因果，卻辯一齋大意」，則是唱導師最重要的任務。
東西宗教音樂的分野
東西方宗教音樂美學最根本的不同，就在於對音樂功能的不同看法。複音音樂在歐洲產生並發展壯大並不是偶然的，它是歐洲諸民族特定環境與歷史的產物，也是天主教的直接產物。天主教（基督教）音樂家們的全部精力，全部才華，都被用來渲染上帝的偉大，創造教堂中恢宏、莊嚴、神秘的天國氣氛。多聲部的唱詩班與管風琴的巨大音響，恰如其份地完成了這種任務。音樂在教堂中的主要作用在於創造神聖的氣氛、抒發教徒對上帝的崇拜之情，而不是講道。
佛教則不同，佛教從一開始，便把音樂當成「宣唱法理」的工具，並從一開始，便選擇了一種由唱導師「夾唱夾敘」的「說唱形式」。中國老百姓在一貫以儒學為正統，同時又可以既信佛、又通道，也可以什麼都信，什麼都不信的相對自由、相對淡薄的宗教氣氛中，不可能具有較深入、專一的宗教知識，也不可能像天主教徒熟悉彌撒曲那樣熟悉佛教音樂。既然目的與條件不同，結果便也很明顯地不同。要造成偉大莊嚴的氣氛，單聲音樂便顯得單薄，非複音音樂不可；但要「宣唱法理」以警世眾，則非單音音樂，非旋律平緩不可。因此，中國的佛教音樂家們，便把大部分精力放在音樂所負載的內容上，而多少忽略了音樂本身。
佛教音樂之為用
唐代道宣在《續高僧傳》中，明確提出反對「未曉聞者悟迷，且貴一時傾耳」的做法，反對「掩清音而希激楚」，主張「至如梵（指「梵音」）之為用，則集眾行香，取其靜攝專仰也。考其名實：梵者，淨也，實惟天音」。義淨在其《南海寄歸內法傳》中，也明確指出佛教音樂的意義，對僧人而言，有六種：「一能知佛德之深遠，二體制文之次第，三令舌根清淨，四得胸藏開通，五則處眾不惶，六乃長命無病」。對聽眾（俗人）而言，則起到「勸行三慧，明聖道之八友；令學四真，證園凝之兩得」的作用。唐道世在其《法苑珠林》中則更具體地談到佛教音樂的作用，是為了使中夜用功的和尚們不至於昏然入睡：「若夫稱講聯齋，眾集永久，夜緩晚遲，香消燭揜，睡蓋覆其六情，懶結纏其四體，於是擇妙響以昇座，選勝聲以啟軸……」。
因此，「和、靜、清、遠、古、淡……」的審美情趣便誕生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審美理想與審美情趣，不僅僅是某一思想體系的產物，而是儒、釋、道三家互相滲透、融和、妥協的共同產物。
二、佛教為中國傳統音樂 注入新元素
在中國音樂的發展過程中，佛教曾不斷向中國固有音樂提供新的樂曲、樂器、樂譜，乃至音樂理論，這些新鮮血液不但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傳統音樂的內容，也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傳統音樂的表現力，增加了新的體裁、形式、風格，並最終與中國傳統音樂融和，成為一個水乳交融的整體。
佛教東傳引進諸多樂器
先談樂器。《法華經》卷一〈方便品〉說：「若使人作樂，擊鼓吹角貝，簫笛琴箜篌，琵琶鐃銅鈸，如是眾妙音，盡持以供佛，或以歡喜心，歌唄頌佛德，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這佛經中所提到的許多種樂器，都是隨佛教流入中原的。日本林謙三氏，曾就佛典中所見樂器、音樂、舞蹈作一考察，列舉如《妙法蓮花經》、《無量壽經》、《佛所行讚》、《方廣大莊嚴經》等典籍中所見樂器名，其管類有：螺、蠡、貝、角、管、笛、笳、笙、竽、篳篥等，弦類有：琴、箏、瑟、築、琵琶、箜篌、五弦等，鼓類樂器有：法鼓、大鼓、、鼙、細腰鼓、都曇鼓、奎樓鼓等。這些樂器中的一部分，至今仍作為我國的「民族樂器」而活躍在人們的音樂生活和舞台上，人們很少會想到，這些樂器原本並不是我們的「民族樂器」，而是外來的、是佛教饋贈的厚禮。
比如目前幾乎可以在我國的任何一個戲曲劇種、民間樂種中發現的銅鈸，就起源於西亞，並由天竺傳入中國。銅鈸作為樂器名，最早見於東晉法顯著《佛國紀》。至唐時，慧琳在《一切經音義》中稱：「銅鈸（……古字書無鈸字，近代出也）」。目前流行的琵琶，唐時稱為「胡琴」，也是隨佛教的東漸進入中原的。敦煌壁畫中的「淨土變」，記錄了當時佛教音樂──供養佛的伎樂──所使用的樂器和樂隊形制。其中琵琶、五弦琵琶、鳳首琵琶（梵文viua）、鈴等樂器最為常見，當然，當年橫抱在「伎樂天」懷中的琵琶，經歷代各民族音樂家們不懈的改良，在唐代便已開始學習古琴的右手指法，棄撥彈而改用指彈，在近代更是增項加品，發展成完全具有中國風格的獨特樂器了。（上）
──節錄自《普門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