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湯崇玲

若人生是一條線，大小事件是線上一個個的點，鏡頭該對焦在哪一個座標？有人想的是得桂冠上寶座時，有人以為是結婚前生子後，但我想把鏡頭跳開，重新聚焦在沈從文精神崩潰的那一刻。

中共建國初期眾人正歡天喜地，宛若時代先知的沈從文（一九○二～一九八八）卻敏銳感受到強大政治力量正虎視眈眈伺機而動。就在一九四九年郭沫若為文批判他是反動作家、在學校被寫大字報後，沈從文的生命和寫作突然失去一切關聯和意義，不合時宜的恐慌將他推往「凡事無分」的孤絕極處。當緊繃的神經到了「不毀也會瘋去」的最高點，四十七歲的沈從文選擇自我解脫。

獲救後的沈從文在病房中沉浸於一片音樂聲，他感受到自己逐漸變了，自己通過了一種大困難，而且「變得真正柔和得很，善良得很」。牆上的基督像「痛苦和柔情如此調和又如此矛盾」，讓他從個人的苦難進入更深的悲憫中，這「犧牲一己，成全一切」的悲憫之愛，成為沈從文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他說自己「在悲劇轉入謐靜，在謐靜中彷彿見到了神，理會了神。看一切，再不會用一種強持負氣去防禦，只和和平平來接受了。」

讓我們回到背景音樂，如果以為那音樂無足輕重就錯了，音樂幫助沈從文完全投降認輸，他不再抵抗，包容了時代所發出的激狂情緒。他竟「十分善良，完全和孩子一樣」並「從一個長長樂曲中新生」，因為音樂重新「提示我的單純，統一我複雜矛盾而歸於單純，謐靜而回復本性。忘我而又得回一個更近於本來的我。」

什麼音樂有這麼大的力量，可以使一個崩解的生命重新振奮起來？據沈從文的抒情長詩〈從悲多汶（貝多芬）樂曲所得〉可知，貝多芬（一七七○～一八二七）的音樂跨越時間與國族給沈從文帶來新生的盼望。

或許我們都太熟悉貝多芬的耳聾，而忘了這對一個音樂家來說是致命性的悲劇。貝多芬二十六歲開始就深受耳疾之苦，一開始當他聽不見樂器和歌唱的高音時，他詛咒生命，「我竟是上帝最可憐的造物……隱忍，多傷心的避難所，然而這是我唯一的出路！」幼年失歡，成年失聰，這對音樂家的性格、命運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他長期處於孤獨、貧窮、驕傲與頹喪中，隨著耳疾加劇，他的痛苦似乎沒有出路，甚至開口跟神求一天的歡樂。

然而長期與苦難摔角掙扎中，貝多芬從沒放棄對愛、良善的盼望。他竟說一切災難都帶來幾分善，臨終時更寫道：「我的一分命運真是艱苦已極。但我聽任命運安排，只求上帝，以祂神明的意志……使我有勇氣順從著至高神的意志去擔受我的命運，不論它如何艱苦，如何可怕。」對他來說此生最重要的使命，也是最美的事──「接近神而把祂的光芒散播於人間」。

苦難淬煉出貝多芬生命深處的悲憫之愛，並將音樂奉獻給「可憐的人類」，給他們勇氣，喚醒他們的迷夢，同時也斥責他們的懦怯，這就是貝多芬的歡樂！這樣的歡樂，也同樣是沈從文在種種磨難中努力不懈的歡樂。他無視於敵對的環境和老病的身體，堅持工作、教導並傳承給年輕人，為的都是要給摯愛的人民留下生命的禮讚。

苦難使人的靈魂偉大，穿透苦難的力量使人歡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