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數位發展部浩浩蕩蕩掛牌運作了，這個新生兒機構集政府寵愛於一身，編列預算超高，約聘人員近半，但職掌業務不明；包裝倒是一流，貼著「民主網路」、「韌性」、「多元宇宙」等酷炫的標籤。其下轄的「民主網路司」，被諷刺為小說《一九八四》裡職司宣傳和思想管制的「真理部」。唐鳳部長解釋，民主網路司不只有國際合作，也有「分散式自製數位服務」，目的是打造「民主網路」。這樣說來，政府不但是網路媒體的管制者，更是網路內容的生產者。我國早就「黨政軍退出媒體」，在網路勃興的新時代，怎麼又有政府借屍還魂操弄媒體的怪事呢？

媒體與現實政治之間的關係複雜萬端，傳媒議論政治，政治則基於操控目的而運作媒體。當政者多想方設法干預或介入媒體，促其內容有利於己，其操弄媒體的手段多是立法約束媒體內容，或者是胡蘿蔔與棍棒並用，促使媒體馴服於己。

政府從政治管控目的操弄媒體，非所當為，同樣的，媒體的經營者也不應政媒一體化，將媒體用作自己遂行政治目的的工具，全面操控自家媒體內容，而扼殺了媒體實踐專業倫理，使其喪失獨立與自主地位，媒體該有的客觀性與公正性從而被閹割。

在自由民主時代，政府管制媒體必然引起非議，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ＮＣＣ）前些時候研擬推動《數位中介服務法》立法，引發侵害言論自由的高度疑慮，各界嚴厲撻伐，迫使行政院踩煞車。

蔡政府兩年前透過ＮＣＣ關閉中天新聞台引爆爭議，修法之舉更讓國人興起「一統天下綠油油」的夢魘，立網路新法莫非是想將控制力深入於所有網路媒體？

政府機關如果擁有認定網路言論內容不當的完全權力，甚至在法院做出內容移除裁定前，行政單位就有權強行標註警語，且將所有線上平台業者一網打盡，必然讓人驚恐其震懾效果。政治管控媒體豈能明目張膽到這個地步？難怪代表本土大多數數位產業的三大數位產業協會發出共同發表聲明指出，一部法案同時規範電信、雲端、社群媒體、影音、電商、數位內容等不同樣態與規模的業者，台灣新創業者可能無意間觸法而負擔高額罰鍰，必將阻礙創新商業模式發展，而有過度執法侵害言論自由之虞。

執政者不該用任何手段管制媒體是言論自由與民主政治，而媒體所有者有權將其經營的媒體變成個人政治目標與政治行動的工具，亦非允宜。曾在港台兩地經營媒體呼風喚雨的黎智英，多年來在香港政治抗爭運動中扮演急先鋒角色，卻將其港台傳媒變成抗爭新聞與相關評論的護持平台，做為主導抗爭運動的宣傳喉舌。這是另一類不當的政治管媒體模式。

黎智英原本只是傳媒集團的經營者，後來將壹傳媒相關的報導與評論完全片面化、工具化，導致他角色錯亂。如此這般強將政治抗爭與媒體內容一體化，政媒不分家，必使傳媒淪為政治的奴僕，無法履行傳媒應有的客觀報導職分。

在台灣，不也遍見媒體老闆或經營者將個人意志加諸於新聞媒體之上，罔顧新聞應有的客觀性與公正性，全然排斥傳媒涵納多元意見的公共論壇屬性，使媒體淪為執政者的洗腦工具；如此這般的政治管媒體，同樣危害重大，必須斷然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