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兆貴

唐代貞觀初年，朝廷大興察舉之風。其間，發現有人在官階與資歷上造假。唐太宗詔令他們自首，否則將以死定罪。不久，有一造假者事發，大理寺卿戴冑將此案上報朝廷，判處此人流放。

太宗生氣地說：「我曾有言在先，不自首者處死，你卻只判流刑，這不是向天下宣示我言而無信嗎？」戴冑回應道：「陛下當時就把他殺了，臣也來不及阻攔。但既然交給了司法部門，就要按律令辦事，臣不敢讓律令的威嚴受到損害。」

太宗又說：「你難道自顧守法，卻不惜讓我失信嗎？」戴冑解釋：「法令是公諸天下的最大信用，言語不過是當下情緒的發洩。陛下在氣頭上放狠話要處死不自首者，事後亦知不可，而置諸以法，就是忍小忿而存大信。」太宗被說服了，說：「我用法失之偏頗，你能糾正過來，我又有什麼可擔憂的呢？」 　　

戴冑與太宗的這番對話，不僅詮釋了人言之信與法令之信、王權至上與法律至上的關係，而且揭示了「自發理性」與「律法理性」的關係。即便在今天看來，也是比較先進的理念。簡單地說，自發理性也叫自然理性，容易受情感理性所左右；律法理性也叫人工理性，是後天經過專業訓練的思惟方式。平民判斷好人與壞人，靠的是自發理性；法官裁定罪與非罪，靠的是律法理性。

太宗敕令極刑，可說是自發理性，戴冑量刑有度，則屬於律法理性。儘管如此，這還只是金口玉牙與金科玉律之間的差異，不是自發理性與律法理性的原始注腳。為了進一步理解自發理性與律法理性，不妨再看一個外來案例。 　　

一六○八年十一月十日，應坎特伯雷大主教奏請，詹姆士一世召見了英格蘭的法官們，史稱「星期日上午會議」。會議的起因，是教會法院與王座法院在案件的審理程序上發生了衝突，他們想借助國王的權威來對抗王座法院。會議的主題，圍繞著司法權與王權的關係展開，核心是王權至上還是法律至上，實質則是司法獨立問題。 　　

坎特伯雷大主教認為，法官不過是國王的代理人，國王把本應由自己決斷的案件授權給法官審理，必要時自可收回部分案件的審判權，按照自己的意願親自判決。坎特伯雷說出了國王的心裡話，詹姆士一世當然贊同。但柯克大法官回應說：「誠然，上帝賦予陛下卓越的才能，但您對英格蘭的法律並沒有研究。涉及到臣民生命、財產、繼承權等方面的訴訟，並非按照自然理性和世俗慣例來決斷，而是要按照人工理性和法律程序來審理。」

詹姆士一世認為，作為國王，整個國家都在自己的統治下，區區一樁案子卻無權過問，這是什麼道理？柯克則堅持，根據英格蘭法律，國王無權審理任何案件，所有案件無論民事或刑事，皆應依照法律，交由法院審理。詹姆士一世對「王在法下」的說法極為惱怒，認為是大逆不道的犯上行為。而面對國王的威脅，柯克則引用英國著名法學家布萊克斯通的名言回應：「國王不應服從任何人，但應服從法律。」

柯克大法官因此受到懷疑，於一六一六年十一月遭到解職。詹姆士一世認為，扳倒了柯克，就等於掃清了「王權至上」的障礙，卻沒想到，「法律至上」的信念已扎根於整個司法群體，每一位走上法庭的法官，都毫不動搖地維護法律的權威！

從戴冑廷諍到柯克訟辯，雖然相距了九百多年，但他們都不畏強權，竭誠職守，為維護法律的權威做出了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