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慧莉

通膨的壓力、身障者的無助、人瑞的處境……人生百態，在荷蘭籍女導演哈妮曼的鏡頭下，忠實呈現，儘管有些落漠和艱難，卻也不失希望和美麗……

其人其事
紀錄大師來時路

海蒂‧哈妮曼（Heddy Honigmann, 1951-2022），是全球重量級的紀錄片導演，今年五月下旬在阿姆斯特丹家中辭世，享年七十。她長期與癌症和多發性硬化症搏鬥，仍不敵病魔。

哈妮曼的離世，猶如巨星殞落。長期主持紐約市影片論壇，安排過哈妮曼多部影片首映會的古柏（Karen Cooper）在一個訪談中表明哈妮曼的重要性，「她可能是美國人沒聽過，卻是最知名的紀錄片導演。美國人在好萊塢電影當道下，活得很夢幻，這裡的紀錄片當然不會像劇情片那樣受人矚目。不過，哈妮曼在美國紀錄片業界也是一顆閃亮的星星。在歐洲，她是巨星；在荷蘭，她是國寶。」

大屠殺倖存者之女

哈妮曼拍片生涯長達三十年，作品富哲學省思，涵蓋長短劇情片和紀錄片，獲得全球各大電影節頒發的諸多獎項肯定，包括多個終生成就獎，如二○○七年獲頒加拿大國際紀錄片影展傑出成就獎、二○一三年得到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傳奇影人獎等；也在諸多國際知名節日和機構辦過回顧展，如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巴黎龐畢度中心等。

哈妮曼出生於秘魯首都利馬，父母是歐洲猶太難民、大屠殺的倖存者。她的父親是出生於維也納的插畫家，當初經由俄國和義大利逃至秘魯避難；母親，來自波蘭，當過明星，一九三九年與家人逃至秘魯。

哈妮曼大學時念的是生物學和文學。父親希望她成為醫師，但她一開始想當詩人，後來決定拍片當導演。她前往羅馬，在義大利電影實驗中心學習，將近二十年後才凱旋歸國。一九七○年代，哈妮曼嫁給她在羅馬遇到的一位荷蘭導演，在落腳、定居於阿姆斯特丹後，成為荷蘭公民。

人生好難，也好美

哈妮曼拍過許多上乘之作，上個世紀九○年代初期的《金屬與憂鬱的國度》（Metal and melancholy）是她的成名作。當時，她回利馬，看到有人在自家車窗上貼上「計程車」的貼紙。那人與妻子道別後，就進到車裡，準備開走。導演見狀，就攔下他，坐進他的車子。一問之下，才知他在上下班通勤時間順便載客做生意，想多賺點錢。此發現給了她拍攝《金屬與憂鬱的國度》的靈感。

九○年代初期，秘魯經濟面臨通貨膨脹，許多中產階級紛紛臨時充當計程車司機。他們或失業改行或想添補家計，有家庭主婦，但也不乏會計師、經濟學家、老師、演員等專業人士，還有警官、司法部門職員等公務人員。

哈妮曼搭上一百二十多輛計程車尋找她的拍攝對象。上映的故事中，包括了一個讓人痛心的故事。故事主角有個患有白血病的五歲女兒。為了女兒的醫藥費，他必須努力載客。他跟哈妮曼說，女兒是生命的鬥士，他鼓勵她的話是，「人生好難，但也好美。」這句話也成了哈妮曼所有作品的精神主軸。

除了《金屬與憂鬱的國度》，哈妮曼尚有許多備受肯定的作品，如獲得荷蘭電影節金牛犢獎的《瘋狂》（Crazy, 1999）、《永遠》（Forever, 2006）等。其近作《搭擋》（Buddy, 2018）和《我不老，我才一百歲》（100Up, 2020）亦贏得多個國際影展獎。

斯人已遠，留遺憾

幾位熟知哈妮曼的業界人士得知紀錄大師離世的消息，紛紛發文悼念。協助經銷哈妮曼多部影片的荷蘭影片製作人羅飛坎普（Jan Rofekamp），最喜歡哈妮曼那部關於巴黎拉雪茲神父公墓的作品《永遠》。他知道哈妮曼生病了，但沒想到她這麼快離世，因為深感她擁有強韌的生命力。

去年在加拿大國際紀錄片影展上首映的《無路可走》（No Hay Camino），是哈妮曼拍攝的最後一部作品，也最充滿傳記色彩，內容描述她的家人、作品、與過度保護自己的父親之間的不易關係及秘魯之源。羅飛坎普很高興哈妮曼拍下這部遺作，「就像哈妮曼的遺言，真的很動人。」

與哈妮曼合作多年的製片哈斯提（Pieter van Husytee），形容哈妮曼是一位「堅強而機智的女性，你總是可以跟她一起開懷大笑，而且她總是看到別人善良的一面，即便她對自己很嚴厲」。

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藝術指導尼拉比亞（Orwa Nyrabia），則盛讚哈妮曼是「一位真正獨特的全球性藝術家」。他表示，「哈妮曼的影片啟發和賦權一整個世代導演，特別是女性導演。二○一六年，哈妮曼贏得一筆為數不小的獎金，她全數捐出，作為發展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和東歐影片發展基金。此舉反映出她是什麼樣的人和導演。她的驟逝，是世人的一大損失。」

紀錄觀點
始於好奇終於愛

哈妮曼一生中拍下的主題很多元，從通膨、死亡到戰爭，在近作《搭擋》中甚至探討了動物與人類的親密關係。

《搭擋》起於導演看到一個關於導盲犬的商業廣告，於是深入研究，發現了人與狗之間的友誼和愛。文化評論家摩里斯（Wesley Morris）在影評這部作品時，稱呼哈妮曼為人道主義者，「傾聽被漠視的人，同情他們的孤寂，當拍攝對象對於她的提問露出狐疑神情，只能尷尬以笑。」

活出熱情永不老

由於醫療進步，現代人愈來愈長壽。如何健康老化及面對最終的衰敗和死亡，在哈妮曼的鏡頭下，成了《我不老，我才一百歲》的主題。片中有多位來自世界各地、有著不同文化背景的主題人物，他們全都超過一百歲，且都目睹過重大歷史事件。然而，他們沒有活在過去，而是積極向前看，也活在當下。

隨著時間不斷流轉，這些人瑞仍生氣盎然，設定新的人生目標，活出生命的喜悅，對於日益衰敗的肉身不以為意。時間是他們的敵人，也是他們的朋友。

在哈妮曼的鏡頭下，百歲人瑞活出日常。不管他們經歷過什麼，都仍滿懷希望的開啟每一天，如過去曾是性治療師的祖斯曼（Shirley Zussman）每周仍會去星巴克喝上一杯咖啡，與老朋友和新朋友見面；大屠殺倖存者弗宏（Mathilde Freund）平日擺攤做做小生意，並在紐約一所大學上課學習長達四十年；秘魯黑里（Raul Jerí）醫生每天仍去醫院上班義診，透過幫助別人，讓自己心滿意足。片中人瑞各安其分，努力過好每一天，透過他們閃閃發光的人生智慧，觀眾彷彿窺見了戰勝歲月與衰敗的奧祕，也看見生命的價值和尊嚴。

影片特色與內涵

哈妮曼鏡頭下的人物總能泰然自若的表現自己。對此，導演歸功於她的好奇心及緩慢的拍片步調，讓她的拍攝對象用自己的方式說故事，而她本人很厭惡「訪談」這個字眼。根據哈妮曼的合作夥伴固爾德（Ester Gould）所言，哈妮曼認為訪談會有主題和對象，但她喜歡的是與人交談。她個人也曾在受訪時表示，「我覺得我唯一的原則就是聽故事，這個故事如果能吸引我，相信也能吸引觀眾，而我常沉浸在與人的對話裡，如果它有趣，就不可能無聊。」

因此，哈妮曼記錄了許多人間事，其中不乏各種苦難。二○○一年的紀錄片《好丈夫，親愛的兒子》（Good Husband, Dear Son）是她最讓人難過的影片之一；影片記錄了塞拉耶佛戰爭下婦女失去至親的痛苦。哈妮曼藉由婦女們對她們摯愛的回憶，以及所珍藏的照片和遺物，捕捉到她們的失落感，「真正的災難是看到城裡失去各種工匠、與所愛的人天人永隔、孩子再也無法踢足球和聽到所愛的音樂。」

哈妮曼用鏡頭記錄世間種種失落、創傷、流放等痛苦，同時也捕捉到藝術與愛的支撐力量。這一切與她的出身背景有關。在一次訪談中，她表示，「你如果出身移民，就會在憂鬱的氛圍中長大，會一直聽到很多離散的故事，它們都在我的影片裡，上演人們留下、離開或失憶。」

不管如何，留下或離開，肯定會有不同的結局，而哈妮曼就是最好的例子。有一回被問到，「如果當初沒離開秘魯，人生會如何？」她不假思索的回答：「也當個計程車司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