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笑無還期的過客 引領一代風騷的彭歌

廖玉蕙/文 圖/本報資料照片 |2008.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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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歌說:「文學的言志載道,對死亡的否定,創造出超越時空,達到人與人心靈交感的方式!」與宗教的「超生了死」,有異曲同工之妙!身兼作家、報人、教授多重身分,彭歌以其博貫中西學識,譯作等身。回首數十年寫作生涯卻有一種「盡洗鉛華悔少作」的落寞。

「我們這一代的人都老了,往後就看你們努力。文學天地廣大,正須好好努力耕耘。」

這是我赴美去採訪彭歌回來之後,他所寄贈卡片上的話,語氣裡,有期許,更多的卻是感喟。在其後的信件來往中,彭歌總是不吝鼓勵的稱許我們的採訪很有價值,是「為歷史保存一些痕跡」、「總算是為時代留下一些記錄」。

學新聞的彭歌,當過記者、編輯及報社社長;寫過散文、小說及擲地有聲的重要論文;他教書、寫書也從事翻譯,得過無數的獎項,每一樣工作都做得虎虎生風。退休後,彭歌避居北加州的聖馬提奧小鎮,他的近況如何?這位曾經以大量的文字創作參與文學活動;以媒體領導人身分引領一代風騷;以前衛的視野選譯世界名著到國內;甚至親赴火線引燃鄉土文學論戰的文壇長輩,在千里之遙的加州小鎮,心裡在想些甚麼?他是如何看待屬於他的過往歲月?

帶著滿腹的好奇,我們飛越重洋。

寫作者應多關懷眾人

略顯發福的彭歌,口才依舊便給。我們從寫作談起,他說當初有人在背後催著、逼著寫稿子,自己也覺得很高興。現在想起來,覺得寫了一輩子,寫出來結果又怎麼樣!對整個社會有多大影響也很難說,難免有點兒灰心。不過,看了很多前輩還在努力,想想也不能太消極。既然如此,我們也就順勢請教他目前有沒有計畫再重提小說之筆。他笑著說:

「有可能。不過,年紀大了,怕沒有從前的勇氣了!現在變成有點兒眼高手低。看雜誌報紙上別人寫的東西,老覺得這種東西何必寫出來!美國現在出了一個給老年人看的大字版雜誌,亂七八糟的小說,看十本,難得有一本還可以,很無聊!無論技巧或意識,都沒什麼意思。可是自己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就.....。」

說到這兒,彷彿在斟酌著用甚麼樣的語彙較能精確地傳達他此刻的想法,他低頭沉思半晌,終於沒有繼續把話說完,反倒忽然想起甚麼似的,興致高昂地侃侃談起寫作的終極關懷:

「我們這一代,有人講中國人『花果飄零』,其實,我很喜歡一個德國作家雷馬克,他很有意思,他說二十世紀的特色是,整個是難民世紀。儘管生活也許不是難民,但心理上卻是難民心態,總是覺得:第一沒有安全,第二總是有點兒缺乏的地方。現在物質生活也許不虞匱乏,但精神卻有很大的空虛。台灣六○年代經濟起飛以前,大家都窮,把錢都看得很重。有句口號說:『人無一個錢,地無一寸荒。』一點點的地,都要把它利用。但是現在想想又不對了,把環境都弄壞了,很難的。我想寫作的朋友,對眾人、對自己以外的人,沒有一點兒的關懷,是不可能的事情。」

創作是神聖事 不可掉以輕心

當年,就是因為這一點兒的關懷,彭歌提起筆,一發不可收拾地連寫帶譯地出版了八十餘本書。談起這段往事,彭歌兩眼發光,神情煥發地如數家珍:

「我在聯合報寫三三草,一個禮拜寫三、四篇,每半年幾乎就可以出一小本書。三民叢刊從開始到後來一共有兩百多本,我的就佔了十幾本。出版界的朋友,跟我們有來往的,像三民的劉振強,海音當然原來就熟,另外,有一位張清吉,新潮的,比林海音年紀還大,非常了不起。那時候他辦了出版社,自己通日文,他雖然沒有很好的學歷,但是很喜歡讀書,而且都讀好書,哲學、歷史、文學的,他不能讀原文,從日文裡選,大概也就是岩波文庫之類的,然後找人翻譯。不過,初期因經濟不是很好,翻譯的人有時候找在大學讀書的研究生,有的好、有的不好。他們也很努力,但有時候很生硬,也有錯誤的。但是像他這種鍥而不捨的精神是很令人敬佩的。新潮文庫裡面沒有不好的書,不管是社會科學的,文學的書,幾乎都是第一流的。」

彭歌笑著補充,一九七○年,寫作比較旺盛的時候,一個朋友說:「你們幾位先生寫的東西,寫在紙上、丟在地下,馬上就是錢!」出版商就用這種說法來誘惑他。但是,他心裡總是把寫作當作一個很神聖、很重要的事情,絕不敢掉以輕心。

身兼作家、報人、教授多重身分

彭歌原是個新聞人,我們非常好奇當初他是怎麼走到寫小說的路子上去。他說:

「初到台灣來,當時,報紙篇幅都很少,兩大張、三大張,一個記者、一個編輯,一天能夠寫個千字見報就不容易了,多出來的時間,自己就把當時的感觸慢慢寫出來。」

說到這兒,他客氣地謙稱:

「現在看起來,是盡洗鉛華悔少作,不成熟啦!」

那麼,身兼作家、報人、教授多重身分的彭歌,到底比較認同哪一種身份?我不禁追問著。

「也說不上,主要的時間恐怕還是新聞比較多吧!本來還想計劃一些時間寫東西,但是後來實在是不可能,尢其責任變重了以後,完全身不由己,出門就不曉得我今天下午要幹什麼,這裡要開會,那裡要開會的,忙得沒有辦法。我做了中央日報社長以後,林海音家裡常有外地或海外來的朋友去吃飯,邀我一塊兒去。有兩次,我答應了一定去,結果也去不了。她等了很久後說:『彭歌啊!你再這樣,我以後不跟你玩兒了!』慢慢的,自己私人的朋友的來往都沒有了,都是公事。一天晚上吃幾頓飯,是很不文學!」

彭歌說著、說著,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博貫中西 流利文筆翻譯文章

寫評論,必須照顧各方面的意見,得看許多的資料;寫小說,必須有深厚的文化底蘊作基礎,也得多讀書;翻譯文章,要達到信達雅的境界,當然須要有流利的文筆,這恐怕也得仰賴博貫中西的涵養。我們接著請教彭歌的閱讀經驗。他說:

「廣泛閱讀的原因,有時候也並不是你自己要,而是工作逼著來。在比較先進國家,它可以用很多的專家,譬如紐約時報的科學記者,美國有關原子彈發展史就請他來寫。我們中國報界沒有這種人材,花多少錢都找不到這種人材,只好自己來。一方面當然也是興趣比較廣泛,多接觸一點社會問題。我倒覺得讀書裡邊,最大的樂趣也不一定是學到什麼或解決什麼問題,就在那個時候很enjoy。在中國文學範圍裡,有蘇東坡、杜甫、陸放翁的詩文,有時候覺得他幫我們講出來我們心裡想要講而說不出來的,而且講得很好。」

那麼,從創作者的角度來說,是不是最大的快慰也就在能讓讀者產生共鳴,或對讀者的思想、生活有所豐富、提升呢?我們請教他。他回答說:

「做新聞記者的,在這一面往往有比較所謂功利性的function,希望這個報導寫出去以後,馬上轟動,或是這個評論出去,大家都能接受這個觀點。但是做文學家的,就只要把我自己心裡相信的東西寫出來,聽不聽是你們自己的事。如果偶爾有一、兩個知音,那當然最好;沒有的話,也沒關係,至少我對自己有所交待。但是,現在這種想法,對今天社會的文化環境已經不適合了。台灣是這樣,在美國也是一樣。首先要有市場,很多美國的暢銷作家銷路幾百萬本,看起來很了不起,其實想起來,有很多也就是通俗小說那種的。反倒是很多很好的哲學家、科學家有好的意見,並不一定有人知道。文學方面,我在這裡看的,高行健算是不錯的,大陸出來的哈金也不錯。」

論戰情緒化 爭論不會有結果

話鋒一轉,彭歌談起中國作家人才濟濟,何以一百年才出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他覺得這主要跟整個大環境有關,他說:

「國內比如說左右的觀念啦,像現在統獨的意見不一樣,因為見解不一樣,所以,有時候,你好我也不承認你。譬如我們這一代,大陸的人認為魯迅的文筆不得了,我們這邊有人就說魯迅沒什麼了不起!我們這邊覺得胡適、林語堂好,他們那邊也覺得不怎樣。這樣子,連中國人自己都沒有一個共同的看法,你叫外國人能夠怎麼辦呢?所以,到最後,高行健還是等於外國人替我們爭取的。有人講文學和藝術實在應該分開,其實這不是很容易的,有某些文學也許是可以,但大多數文學牽涉到人生,牽涉到人生,就免不了有政治意義、見解。」

話題逐漸轉往滄海桑田的文壇變化,提及文壇老將鹿橋、陳庭詩、劉其偉、林海音......等文藝界知名人士相繼過世,彭歌難掩失落之感:

「年紀大了,這種感受最深。尤其是海音的過世,恐怕對我們的心情的影響很大。當年,我們都住在光復南路、延吉街那一帶。王藍是我幾十年的老朋友,他這個人的特色就是他自己願意為朋友做一切事情,他也希望朋友對他一樣的熱心,所以他交友很廣闊。他的《藍與黑》,應該算是相當具代表性的作品,以前也改拍成電影。我們那一代有同樣經歷的人,大概都會有這種感想,也不是說特別愛國,而是說國家到了那個時候,你個人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好像分不開了。像我們這夥兒升大學要公費,假設沒有國家照顧的話,根本不可能。別說上大學了,連生活都有問題。」

他感嘆目前全世界年輕人大多崇尚個人主義、缺乏愛國情操。他憂心類似的生活教育,會導致將來連吃一點兒苦、跑一點兒路,恐怕都沒辦法了。

最後,我們試探地提出有些敏感的1977年那場他所引發的鄉土文學論戰,彭歌並未迴避。他說: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其實論戰要真正把一件事搞得很清楚,不容易。因為,所有的論戰到最後都會變成很情緒化的,你攻擊我、我攻擊你,到最後都會離開本題!我那時候主要的一個想法是,台灣需要安定、民心需要團結,文學不應該做為政治的工具,尤其是不要做共產黨的工具。那時是1977年,大陸文化大革命剛過後,以前你可以講國民黨多麼腐敗、多麼壞,但無論如何,國民黨最壞的時候,也沒有像共產黨那麼壞。有很多資深的共產黨,以前我們的朋友,在大陸都遭遇了很殘忍的遭遇,在台灣,這應該是很好的教育。」

盡洗鉛華悔少作的落寞

進一步問他,事過境遷,如今回想起來,對掀起這場論戰感到後悔嗎?他語氣淡然地回答:

「假如照我現在的年齡,也許就根本不談鄉土文學這個問題,因為究竟是責備別人總會引起反感,就變成一種爭論,爭論最後又沒有結果,對社會到底是好是壞,我也不知道。也不是說後悔,就是照現在的想法,就讓別人去談吧!」

臨走之前,我們上樓參觀了他的書房。我們發現彭歌書寫的王維〈終南別業〉詩,被攤展在書房的桌上,彷彿正替主人代言著: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曾經在台北文壇及媒體上炙手可熱的彭歌,在訪談結束後,一身輕便地為我們介紹著樓上書房裡的擺設及照片。我特別被這一張他親筆書寫的文字所吸引,渾厚的筆跡裡,似乎密藏著某些他所未曾言宣的情緒。「談笑無還期」,到底是瀟灑?抑或惆悵?是識透人生況味後的不羈?還是深情付出後的惘然?

牆上的字畫,張張有來歷,透露出主人過往生活的繁華;飯廳桌上,一個哈密瓜、幾枚水蜜桃和橘子,外加一盤圍棋,則訴說著繁華過後的平淡。窗外,是藍色尼羅河百合及各式各樣的仙人掌,側門的走道旁,紅豔豔的美人蕉對著經過的訪客花枝招展地巧笑倩兮!當主人笑著說道:「盡洗鉛華悔少作」的時候,不經意間,我彷彿瞥見一抹落寞落在眉間。

離開姚府時,已過了七點。天色依然透亮,風,卻不客氣地翻動我們的衣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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