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魏紀‧魏紀七》中，記錄了這樣一件事：夏，四月，以司空高柔為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這件事的主角徐邈，可不是一般人，而是曹魏的重臣。徐邈早年歷任丞相軍謀掾、奉高縣令、尚書郎、隴西太守等職。曹丕稱帝後，任譙國相、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難能可貴的是，他每任一官，皆政績卓著，因此被賜爵關內侯，遷撫軍大將軍軍師；後又出任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

在西北時，他興修水利、廣開水田，募貧民租之，使得倉庫盈溢。與此同時，他力倡移風易俗，整頓吏治，對諸胡羌戎則恩威並施，使其主動入貢。從此之後州界肅靖，西域暢通。因為有了這些作為，才有他晚年升任司空的美事。

三國之時的太尉、司徒、司空，雖然多屬虛職，沒有多大的實權，可那分榮譽和尊貴的地位卻是毋庸置疑的，相應的物質待遇也少不了。

但是，在徐邈看來，鑑於司空在內的「三公」，乃是談論治國大道的官職，責任十分重大，因此，應該讓具有相應能力的人擔任，而他此時已經是六十七歲的人了，身體狀況也不好，徐邈在此後一年就去世了，也印證他當初的決定是正確的。

這是徐邈極其強烈的責任感的體現：如果我在這個位置上，就要對這份工作承擔責任，而決不能夠尸位素餐，否則，我便謝絕，讓朝廷另請高明。

當然，另一點我們也不能不說，普天下年富力強，可以承擔起這一責任的人一定有，也許他們過去為國家建立的功勛沒有徐邈那麼卓著，聲名沒有他那麼響亮，而對朝廷來說，更需要適當調整擇人的範圍與眼光，切莫把年齡和資歷看做唯一的標準，應該給更多人展現自己才能的機會。能做到這點，國家何愁後繼無人，也不負徐邈「固辭不受」的苦心了。

老與病，是隨著年齡增長而難以避免的事，因此對當事人來說，能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去考量自己的去留，是大公無私的體現；從政府的角度來說，用人首重實際，所任用之人是否具備承擔相應責任的能力，能大膽任用真正對國家、對人民、對事業有責任感的人，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