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功近利，現在人稱為短線炒作，這是為一己之私利而無視於無窮之弊的手段，是禍貽百代的罪行！然而，眾生愚痴，知之者幾？

根據太史公《孟子列傳》的寫法，當孟子道既通之後首先游事的是齊宣王；但是，孟子自己編著的《孟子》，首篇卻是〈梁惠王第一〉。學者認為這是孟老夫子首要揭櫫『仁義』以救世的苦心，所以劈頭就特書：「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其實，正如宋朝蘇轍在《孟子解》裡說的：「先王之所以為其國，未有非利也，孟子則有為言之耳。」

你要游事人家，人家當然要知道對他有什麼好處啦；你只得說出一套可行的好處來，否則拉倒，不是嗎？孟子偏要拽上仁義道德等等有的沒有的上去，豈不慝不曉事了嘛！蘇轍說：「話不是這樣說！要知道，聖人雖然不為利，而但躬行仁義，可是利自在其中；小人以為不求就不利，於是求而民爭，民爭則反以失利。這便是孫卿子所說的：『君子兩得之者也，小人兩失之者也（即君子不求利，但行仁義，而仁義與利益兩兼得之；小人只知求利，乃既沒了利益、也失了仁義）。』」

有沒有這樣的事例呢？有！《左傳》記載魯僖公三十年九月甲午，晉文公和秦穆公兩大霸主聯手圍攻鄭國，這真是危如纍卵了！鄭大夫佚之狐向鄭‧文公建議，說：「國家已經到了危急存亡的關頭了，你再不壓低身段，請燭之武出山，那就糟透了！」

果然，燭之武挾怨不肯，說：「臣年輕時都無所用，現在老邁若是，還有什麼用呢！」其實，倉猝之間，他也想不出什麼解圍的妙計來，怎麼去呢？卻聽得鄭‧文公自責地說：「我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當然是寡人的不是；然鄭國若因之而亡，對你可也不利吧？」

一個「利」字，醍醐灌頂似地警醒了燭之武，此後他見秦穆公，便處處從利上著眼、游說，果真讓秦國退兵而救了鄭國之危。

但是，清‧魏禧讀到這裡，卻急得跳腳，說：「鄭伯一個『利』字，真正害死人啦！儘管鄭國解圍，但是此後擾攘三、四百年的春秋、戰國之世，百姓不得安寧，就是種因於這一個『利』字！唉……」

再看，《新唐書》卷一三九〈李泌傳〉，寫李泌為肅宗劃策以定「安史之亂」時，說：「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所以不能貪圖快捷而存速戰速決的心態。以臣料敵，這一班賊寇所擄掠的金帛、子女全都送回范陽，這已經先存了茍得的心理，設退步之計，哪是成大事的料子？依臣看，不出二年，必可平亂！陛下只須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這麼一著，那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了，這是以三地禁其四將的策略呀。

再者，跟隨安祿山的，只有一個阿史那承慶而已；陛下應該使子儀毋取華中，讓賊人可以通過關中以為逃竄的途徑，這叫緩追逸賊；我們就可以北守范陽、西救長安，而讓他們奔命數千里，再怎樣的精卒勁騎，不必一年而敝。然後徵兵從扶風與太原朔方互擊之，以建寧王為范陽節度大使，自塞北與李光弼相掎角直搗范陽賊巢。這是一戎衣安天下的上策！」

但是，當時的局勢是：上皇（唐‧玄宗）雖然逃亡四川，但還是有一定的民心向度；而永王璘（玄宗的另一兒子）正好藉口平賊以東渡瑯琊，和他一爭天下的表態了。

肅宗處此境遇，再不趕快收復西京，就沒有什麼大功勳可以聳動天下，那麼即位靈武的企圖可能就成泡沫化了。所以，他看準了借來的朔方、回紇等外國勢力群集的時機，完全無視於「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的箴言，悍然下令郭子儀、李光弼收復兩京！

於是，李泌之策破，賊寇固然不能悉弭，甚而遭致朔方、回紇的覬覦、吐番的入侵，代宗、德宗、僖宗三朝竟然四度棄京潛逃，最後以亡國收場，豈不是「急功近利，禍貽百代」的明訓嗎？

難怪清朝的王船山《讀通鑑論》到此扼腕而嘆，說：「使其（指前述的策畫）計行，則終唐之世，河北跋扈之禍永消酘酘鄴侯（即李泌）去國，兵無謀主，郭、李之威盡於一戰。思明再叛，河北終不歸唐，非但烏承恩之謀淺、李光弼之計拙也！故肅宗之失，在不聽鄴侯之策酘酘失此不圖，遽欲挽狂瀾以歸壑，庸可得哉？」

唉，這是歷史的共業嗎？不，這是執政者一己之私造就的禍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