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奧斯卡頒獎典禮，威爾史密斯對主持人克里斯洛克揮出一拳。這一拳，叫好者有之，譴責者有之，但事涉人性的諸多觀感與行為的準則，確實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一如《早安美國》節目中稱的，這是「我們從沒見過的事，一件很難消化的事：威爾史密斯在克里斯洛克講了一個關於他妻子的笑話後走上了舞台——就那麼打了克里斯洛克。」

事後，威爾史密斯稱，他無法忍受洛克對他妻子的嘲笑，因為妻子早已為脫髮症所苦，他只是要捍衛妻子，捍衛他的家人。「一家之主」的態度引起不少的同情與支持。但也有許多人對他的暴力行為感到反感。因此主辦奧斯卡獎的美國影藝學院隨即譴責了威爾史密斯的行為，使得他公開道歉。

此事在台灣也引起諸多議論。特別是台灣也有許多脫口秀節目，他們學習美國，習慣拿政治人物、明星藝人來開玩笑，甚至有模仿秀。而許多脫口秀節目主持人更喜歡拿他人的苦難來嘲笑。舉例來說，有個藝人叫阿吉仔，由於身體殘障，歌聲特殊，常常成為綜藝節目模仿的對象。模仿他的身體，他的歌聲，固然會引來笑聲，但過度的嘲弄，看起來讓人很不忍心，這就失去了綜藝的效果。

同樣的，以滑稽起家的克里斯洛克對時事、藝人的嘲弄，也不是沒有邊界的。這個邊界在哪裡？那就是戲劇美學裡所謂的「滑稽」的底限，不能超出人性對苦難的忍受程度。一部分的苦難，例如身體的不便、部分的殘缺，在人們習以為常的範圍內，並且與觀看者無關，或許會帶來喜感。例如，當我們觀看卓別林的電影，在流浪漢的外表下，他受盡各種可笑的磨難，演出各種滑稽的行為，也在捉弄權力的反諷中，達到喜劇的效果。

但苦難若達到一定程度，每個人都可以感同身受那種被宰制，被命運所撥弄的痛苦，那就不僅是喜劇，而是喜劇裡帶著悲憫的同情了。卓別林的《摩登時代》便是一種讓人笑中帶淚的喜劇。

有些苦難與悲劇確定是不能拿來嘲弄的。舉例而言，流離失所的難民，他們失去家庭與親人，若有人拿著他們拖家帶眷的場景來嘲弄，必定無法引起人們的笑意。而如果有人因為身體的殘損正在受苦，卻變成嘲弄的對象，則只會引起刻薄與無情的觀感，招致反效果。

這便是滑稽的邊界。滑稽之為可笑，還要能保存對人心與人性的溫情，才能達到笑果。

我們也認為威爾史密斯呼巴掌的暴力是不對的。威爾史密斯覺得被侵犯、被傷害，當然有權利憤怒，甚至反擊。但反擊的方式豈只一種。他可以當場站起來，反擊批判克里斯洛克，表達保護家人、捍衛妻子的強烈抗議。但他用暴力的方式去呼了一巴掌，就失去了捍衛的意義。這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分界，即是暴力的使用。如果捍衛妻子可以讓暴力合法，那麼暴力的邊界何在？今天可以贊同打一巴掌，是不是明天會升級為用刀、動槍呢？暴力的分界何在？

綜觀此次爭議，乃是因為雙方都超出了應有的分際。滑稽不能脫離同理心的範疇，反抗不能超出非暴力的界限。而關鍵仍在於對人心與人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