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尚智

如果想了解元朝揉合「蒙、漢」與「牧、農」兩種體制的特殊性質，由大蒙古國到元朝的國家體制變遷，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而在蒙哥汗時代，蒙哥汗與忽必烈對於治理漢地的歧見與和解，便具體而微的反映此問題的複雜性。

忽必烈是否為蒙哥汗預定的繼承人？從現存有限的史料難以斷定，但值得肯定的是，忽必烈是蒙哥汗在漢地的代理人，也是治理漢地的左右手。忽必烈久居漢地，相較於居於漠北的蒙古貴族，他對漢地風土與儒家思想都有較深一層的認識，也具備統治漢地的能力。

隨著忽必烈在漢地的勢力與聲望累積擴大，一二五六年，有人向蒙哥汗進讒言，狀告忽必烈不軌，罪名大致有二條，第一條是「王府得中土心」，第二條是「王府人多專擅不法」。這兩項罪名是蒙哥汗與忽必烈對治理漢地的兩大歧見：在政治上，忽必烈頗孚人望，甚至成為「中國之主」；在財政上，忽必烈的幕府擅自取用部分稅收。由於政治與財政上的這兩項衝突，直接威脅到蒙哥汗本身政權的統治基礎，因此在一二五七年，蒙哥汗對忽必烈作出「置局鉤考」與「解除兵權」兩項反應。

但是，蒙哥汗與忽必烈對於治理漢地是否只存在歧見呢？細觀《元史》並非如此。

兩人都知道「漢地不治」的實際情況，所以蒙哥汗才讓忽必烈掌理「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希望忽必烈有所作為。蒙哥汗身為大蒙古國的統治者，他與漠北的蒙古貴族有廣泛的共同利益，但兩者不必然完全相同，蒙哥汗與忽必烈此後的和解，亦符合蒙哥汗本身的利益。

在蒙哥汗時代，忽必烈治理漢地的權力來自蒙哥汗的授權，忽必烈並沒有足夠的實力與蒙哥汗直接衝突，「置局鉤考」與「解除兵權」就是蒙哥汗最高權力的再一次確認，因此，忽必烈願意對蒙哥汗讓步，以求得蒙哥汗對他的信任。

另一方面，蒙哥汗雖然擁有大蒙古國的最高政治權力，但他並沒有能力直接統治漢地。

在南征伐宋時，蒙哥汗與忽必烈在漠南漢地的作戰意志大為不同；蒙哥汗為夏暑將至擔憂，言談之間隱約有北返之意，而忽必烈意志堅定，並率軍渡過以往蒙古人所懼怕的長江，便是一個明顯的對比。

所以，忽必烈治理漢地的能力仍是蒙哥汗倚賴的。基於兩人的政治利益，蒙哥汗與忽必烈互相需要彼此的支持，這便是兩人和解的深層因素。　　　

一二五九年，蒙哥汗崩於釣魚山，瞬時打破兩人之間的權力平衡。忽必烈刻意地發動鄂州之役，在關鍵時刻展開反蒙哥體制勢力的串連，之後對抗阿里不哥以爭取汗位。

相對於蒙哥汗時代，忽必烈創建元朝，是對蒙哥體制的一種割裂，一方面國家重心往漠南漢地移動，另一方面遠離漠北蒙古藩王，卻也失去昔日蒙哥汗統治橫跨歐亞大陸的大蒙古國之崇高地位與權力。

學者指出，忽必烈喪失對漠北的控制能力，是定都大都的原因之一。忽必烈以後的元朝皇帝僅能直接統治漢地，成為西方蒙古汗國名義上的宗主國。

由此觀之，蒙哥汗與忽必烈對於治理漢地的歧見與和解，正是從大蒙古國到元朝之國家體制變動的前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