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文瑛

有天在餐廳吃飯，忽然有人走到桌邊來喊我：「老師，好久不見！」看我一臉茫然，她興奮的說：「老師，我是你回國教書的第一屆學生！剛剛一時想不起老師的名字，不好意思打招呼，但走出餐廳忽然想起來，所以一定要回來親自跟老師說，老師你的發展心理學教得太好了！」這下我可開心了，趕緊問：「是嗎，怎麼好法？」

「你教我們女生不要靠男生，要自己修馬桶、換燈泡！我一直記得老師這句話，後來工作、結婚、到現在教小孩，這句話都很有用！因此我一定要再進來謝謝老師！」

我傻住了，一句話讓學生受用二十年，讓學生記得我的名字，我卻不記得自己講過這話，更糟的是，這根本不是上課的重點。原來，老師如何影響學生，學生如何記得老師，其實都不在老師的掌控之中。

另一個例子是，畢業很久的三位同班同學說有重要的事，相約來看我。其中一位告訴我：「老師，這麼多年了，有件事讓我耿耿於懷，今天特地來了解老師的想法，好解我十多年的心結。」她說起當年種種，栩栩如昨日事，我卻只能拚命回憶。

依稀記得當年她在考試時，向監考助教檢舉同學帶小抄，助教未處理，她來向我抗議。我問過助教，助教說她有去注意，但是並未看到小抄。我也找了被舉發的當事人來，她向我保證絕無作弊。由於這位當事人功課一向很好，我不確定當時是否因此而認為同學可能看錯了。無論如何，我跟這位舉發的同學說，因為沒有證據，只能相信同學沒有作弊。

「沒有確切證據，只能無罪推定，不是嗎？」「當年老師也是這樣跟我說。但是怎麼會沒有證據？我是人證哪。老師教我們要有道德勇氣，我照做了，結果老師卻選擇相信她，不相信我。老師知道我有多傷心嗎？」

我一時無語。的確，當時我可能無法處理作弊的事，但我也沒有積極「看見」她的勇氣，沒有「同理」她所承受的同儕壓力；最遺憾的是，沒有意會到對她而言，這是「信任」問題，不是證據問題，以致十多年來她必須帶著心理陰影與創傷，不斷強迫自己接受，正義的代價有時候是孤單與苦澀的現實。

早在一百年前，杜威就告訴我們，教育的目的是發展學生的潛能，直到他們能自己教育自己為止。他還說，教育裡最重要的是知識、思考與情感。杜威強調的知識並非學科知識，而是生活中的知識。顯然，我都只教了片段的學科知識，而讓心智尚不成熟的學生在生活知識、思辨、情感上都必須自己教育自己。

學校裡的老師如果只是賣力將學科知識裝到學生腦袋裡，對學生而言，老師可能更像有聲書，把教科書內容講解一遍，加上重點提示、考題分析，充其量只是考試過程中的必要工具罷了。

我們會發現，學生記得老師常常不是因為知識本身，而是思考的啟發，或者身教的典範。念大學時上過一位名教授的課，我完全記不得她在課堂上教了什麼，因為我都是靠著K教科書得高分，但到今天還記得她連喝水都優雅的姿態。

學生的教育帳簿裡，記錄最多的通常不是知識的進出，而是愛與被愛，感動與傷害。在學生已經逐漸可主導自己教育的網路科技時代，發展學生潛能的最佳方式可能只是「看見學生」：對他的長處像對他的缺點一樣關心；當他們全神貫注跟你訴說時，不要打斷他。

教育中，老師得明白，不是你教了什麼，學生就學到什麼。學生記得的，是你在思考上啟發了他，還是在情感上感動他，或是傷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