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瀅靜

有時候，我覺得人生好像一列火車，在山洞與山洞之間穿梭。但我與其他人不一樣的地方是，他們搭乘火車是為了前往目的地，到了便下車了。而我只能從山洞到山洞，黑暗到黑暗，全然的沉默到全然的沉默。我的火車一直在兩個山洞間循環反覆。

在山洞與山洞裡面，並非際遇相同。上一個山洞中，我剛好是個翻譯者，而下一個山洞裡，隔閡已經造成，所以我噤聲不語，除非培養另外一個翻譯者替我發聲，否則我無法表達自己。

每個周五晚上六點，我關掉家裡的燈，鎖上門，準備回父母家。我知道到了八點，新民會從公司下班。我想像他打開燈，發現我已經離開而鬆了一口氣，俯視一塵不染的一切，故意將脫下來的衣物沿路丟開，最後走入浴室或臥室的模樣，然後一切都將隨著我的離開而復甦。那個屋子生氣勃勃的長滿各種奇珍異卉，新民自由自在的徜徉在沒有我的地方，讚嘆的呼吸著新鮮空氣。

等到周日晚上我回來，所有的動植物提前一刻枯萎，新民已經睡了。他不是個早睡的人，但他周日晚上必然早睡，我九點多到家，整個房子都關著燈，彷彿從我關上燈離開以後，房子一直保持這樣。我打開臥房小燈，新民背著我躺著，我辨認出他的背，有某種做作的線條，下一刻他打出鼾聲，我視為某種提醒我不要打擾他的輕微警告。

我們存在某種異常的默契，周五晚上以後，兩個人的世界徹底脫軌，互不干擾。周一才雨過天青，就像兩個老舊車廂接上了軌，齒輪沉重的負荷了彼此的空間，打造出通往兩個車廂的走道。走道或許還鋪上了厚重的紅色天鵝絨，剛開始光鮮亮麗，如此熱烈的大紅色延展在步伐與步伐之間，只是單純的走過都會感染上一種雀躍的熱情，譬如一天要打上十通電話，每一通電話的內容大同小異卻樂此不疲。但是紅色天鵝絨褪色以後，便從玫瑰花的豔麗紅變成乾涸的血漬，那是真正磨合過的相處痕跡。

周一早上起來，在餐桌前，我必然比他早起，他坐下通常第一句話會問：「爸媽還好吧？」

我回答：「還不是老樣子。」

他喝我煮的咖啡，看起報紙，心情不錯的時候會吃一點我準備的早餐。他從沒有關心我的回答，於是我打開電視，讓電視聲代替我們交談。大概半小時以後，他起身，我把公事包遞給他。

我跟母親不一樣的地方是，她擅長迴避，我無法做得太理所當然，可能是因為母親從來沒瞧見父親嫌惡的眼光。她不分時段的沉入睡眠中，我們家唯一準時的是早餐，因為她會在前一晚買好牛奶麵包，然候睡過中午。

甚至父親晚上回來，她仍在睡，直到半夜才又起床，轉開電視。有時我懷疑她是為了躲避父親而睡。還好我會代替母親買好便當，跟父親一起吃，這樣他便只會在我面前埋怨母親，而不是面對面的針鋒相對。

日子一久，父親愈來愈少跟母親開口說話，但是眼裡的不耐煩愈來愈深邃。

我懷疑新民有時也這樣瞧我，正如我有時也用父親厭惡的眼光打量他。但我還是小心不要重複母親的作為，我以為這是盡職妻子該做的事。

把對眼狗狗帶回家

通常新民離開以後，我會回房間繼續未完的睡眠，但今天有些不一樣，我打算去做一件我已經考慮很久的事。

隔幾條街有一家寵物店，我每次經過便會看一眼櫥窗籠子裡的那隻小狗，不知道什麼品種，眼睛大大，臉很醜，但充滿友善。有一次我鼓起勇氣走進去，牠看著我，叫了幾聲。

老闆說：「牠對妳很有好感。」

我說：「我只是看一看。」

牠眼睛看我，千言萬語，幾乎可以翻譯出我的心思，我熱切的需要寵物作陪。於是我問：「要多少錢？」

老闆說：「兩萬塊。」

我暗自揣想，如果跟出版社多接一本小說來翻譯，應該有能力買下牠。所以我聯絡羅姐，羅姐交給我稿件，仔細叮囑：「這本要激情點，不要避重就輕。」

於是我把狗狗帶回家。

晚上新民回家的時候，狗狗好奇的繞著他聞來聞去，新民瞪大了眼睛，這是最近他臉上比較有表情的一次，他驚訝的說：「哪裡來的狗？」

我簡單的回答：「我買的。」

他不可置信：「妳哪來的錢？」

我搖搖頭，沒有說出我的兼職工作。新民總是把家用算得剛剛好，每個月一次擺在餐桌上，在這個範圍內我自己拿捏，多了我不會還他，但不夠我也不會去跟他開口。

他的語氣彷彿是質詢犯人那樣：「我錢給得太多是嗎？」

我又搖搖頭，堅持的說：「如果狗不留下，我也不留下。」

（摘自《沙漏之家》，聯合文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