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九世紀以降，由於中國積弱，遭列強侵凌，淪於次殖民地之際遇；有識之士為救亡圖存，興起師法西洋之技，以謀富國強兵之道。始則以為船堅砲利，即可抵擋外邦，稍後則以變法維新發奮圖強。但前者一戰即毀，後者剛始試探，即行夭折。

五四雖高唱民主與科學，但風行的是唯物主義和科學主義，知識分子期待中國能在這兩種思潮的帶領下，步向現代化。因而對於傳統人文價值完全忽略，有意否定；魯迅在推薦青年必讀書目的時候，就有過「我建議大家多讀外國書，少讀中國書，最好一本也不讀」，這樣極端的主張。

像魯迅這樣的對中國古典文化的虛無主義者，不止魯迅一人，而是一種流行的風潮。可以說中國古典的人文傳統，到了五四時期，是徹底的被摧毀了。凡事物極必反，在唯物主義與科學主義的潮流之下，另一股目標同樣為中國前途憂慮的知識分子，在反傳統衝激下，選擇了返回傳統的道路，於傳統之中開僻蹊徑，這就是以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等為宗師新儒家；馮友蘭先生應該也算是一位，新儒家身處人文主義式微的時代，主張的救世之道，就是重振人文精神。

新儒家主張的人文主義，依牟宗三先生在《道德的理想主義》所述，可歸納有三項：其中重要的是道德宗教的綱維應實踐為日常生活之常規，另兩項是政治民主必須視生命中真實的理想與基本價值；和瞭解科學的精神與特性，溝通生命與外界，以校正中國文化之弊。

新儒家有鑑於現代社會文化意識沉淪，視人如物，將人性、正義、理想、價值，皆予否定。在此人世間的價值失落之際；發出道德的籲求，以儒家淑世傳統，重建人性價值。認為人性的價值植基於人的內在道德性，欲過有價值的人生，必先做一有德之人，道德行為即是價值的創造；人必須有道德的自覺，這個道德的自覺就進入了宗教層次。

宗教是人生向上的超越要求，人有超越自身之私，而要求向上的不容己之情。這種超拔個人之私的向上之情，為人的價值建立理想及其根源。新儒家見到社會失去人性理想，提出道德理想的宗教精神，以重振人文精神，重建人的價值。強調：聖賢所開出的道德宗教教訓之需要與繼續，正是時代逼迫出的需要，大勢所趨人心迫切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