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長「當選無效」官司二審判決大逆轉，關鍵在於高雄高分院認為選舉中抹黑、毀謗的手段，並非「選罷法」所訂的「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承審法官的裁量，顯然是純就法條文義解釋，忘卻了職司正義最終仲裁者的神聖使命。

司法者解釋法律，除了文義外，也應探求時代精神、體察社會需要。以就法言法來看，「其他非法方法」這種概括條款，就是授權法官根據個案逐一續造法律，填補立法時無法預見的情況，然而二審法官卻畫地自限，無視現今媒體傳播快速的影響，況且經過媒體二十四小時強力放送，必然足以影響選民投票的意志，和候選人的名譽，這些對選情造成重大衝擊，法官卻視而不見。

至於關鍵的走路工事件，陳菊陣營未經查證，就直接指控黃俊英涉及賄選，並於選舉活動結束後及投票日，一再於媒體放送的作為，二審法官雖認為可議，卻也認為不構成選罷法中所謂因強暴、脅迫等使人不當選的違法行為，難道黃俊英所承受的「語言暴行」、「惡質詆毀」，法官沒看到嗎？

筆者認為這是一份保守、拘泥法條文字意義的判決，無異將助長選舉歪風，司法官的地位不是靠保守僵化而來，如何不偏不倚、以正義的最後仲裁者自居，導正社會走向，才是司法官對人民負責、對民主盡心的職責所在。

羅可邦（北縣土城／自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