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唐太宗李世民從善如流，虛心納諫，在歷史上自有定評。我們或許可以說，在中國歷代帝王中，能夠像他這樣對於來自各方的意見和建議，表現出無比寬容、虛心接受態度的，沒有第二人。但讓人遺憾的是，在他的晚年，雖然對進諫者的寬容一如既往，然而在虛心接受方面卻嚴重打了折扣。

唐人吳兢的《貞觀政要‧卷九‧論征伐》中記錄了兩件發生在同一年的事：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唐太宗打算討伐高麗，房玄齡已經病危，但為了國家利益，依然上表勸止。

唐太宗看到此表，嘆息道：「此人病重到了這樣的地步，還能為國家分憂！」儘管他認為這是個好建議，最終仍沒有採納房玄齡的意見，還是在這一年對外頻繁發動戰爭，又大興土木。老百姓不堪重負，宮中女官徐氏也上疏加以勸諫，太宗非常讚賞這些意見，特地給予重賞，但同樣的，他在征伐與大興土木上，並沒有因此停止。

唐太宗晚年對高麗發動的討伐，備受詬病；然而在早年時，他對於類似的做法卻是持堅決反對態度。舉例說，貞觀四年（六三○），主管大臣報告唐太宗說，南方的林邑國，上疏的言辭不恭順，請陛下發兵討伐他們。唐太宗說，出兵討伐的破壞性太大，非萬不得已就不要採用，因此最終沒有對林邑國用兵。

同樣的，在登基之初，唐太宗厲行節約，反對奢侈浪費。貞觀二年，有臣下奏請在皇宮中建一間暖閣，以改善夏日有哮喘病的唐太宗的生活質量，但唐太宗認為這會浪費許多人力物力，以致奏請再三，依然不許。

為什麼十多年前唐太宗堅決反對的做法─對外用兵與大興土木，十多年後，即便是臣子們力諫，他也依然故我，甚至於成為他熱衷之事？這或許與以下三個因素有關：一、隨著年齡的增長，唐太宗的想法發生了變化，更熱衷事業的成就與生活享受；二、唐太宗最為信任的諫臣魏徵已經辭世，臣下進諫的力度和影響力急劇下降；三、在封建社會中，帝王的意志沒有任何人能夠真正動搖、改變。

貞觀初年，唐太宗才剛登基，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和危機感，一心想提升經濟建設，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因此，他力主休兵息戰，發展生產；與此同時，諸如魏徵等善於進諫也勇於進諫的忠臣與諍臣，對他起了一定的約束作用。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唐太宗或許感覺到時日不多，再加上沒有了魏徵，唐太宗的個人意便失去了制約的因素，因此，早年不會發生的事，在他晚年發生了。

這其實是封建制度本身的問題：一旦權力高度集中，便沒有真正能制約的制度性力量。然而當依附皇權的臣下自覺屬於自己的日子愈來愈少，皇帝身邊像魏徵這樣的臣子又不在的時候，荒唐之事就有可能接連發生，從而將國家帶入危險的境地，也讓老百姓遭受厄運與痛苦。因此，唐太宗早年的「嘆而不從」，更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