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唐人吳兢的《貞觀政要‧卷三‧論擇官》中，有一段唐太宗與大臣房玄齡等人的對話，內容大致如下：貞觀元年（六二七），唐太宗對房玄齡等人說，治理國家的根本在於審慎，而審慎主要表現在量才而用，擇其善者，以及總量控制。據此，房玄齡等人擬出文武官員共六百四十人，唐太宗接受了這個數額，並說：「自此倘有樂工雜類，假使術逾儕輩者，只可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諸衣冠以為恥累。」

唐太宗治理國家的思路並非沒有來由，而是根據前人的經驗和智慧總結，他自陳這類的古籍有《尚書》、《詩經》以及孔子的言論；而他的思路，與今天我們所說的「小政府大社會」有異曲同工之妙。

然而，他特別對房玄齡等大臣提出，在音樂、雜藝等方面有超乎一般人的一技之長者，只可以賞賜錢財絲帛，但不可獎賞過度與授予官職，可說具有相當的思想深度，值得關注。

為什麼唐太宗認為對於這方面的人，只能賞賜財物，卻不能授予官職？應是有著前車之鑒。如春秋之時，齊桓公讓他寵信的名廚易牙負責宮內事務，最後，齊桓公死在易牙等人的手上；另一方面，也和唐太宗的一個認識有關，即讓這些人和朝廷的棟梁之才並肩而站，同桌而食，必將使紳士、大夫引以為恥，之所以引以為恥，未必完全出自歧視，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藝術等方面的才能與治理國家的才能並不能等同視之。

唐太宗和那些把個人享受放在更重要位置上的國君不同，他深知，從事技藝之人，確實可以為他帶來視聽、口腹等方面的享受，但是，國家治理需要政治方面具有一定才能的人，他們才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最重要因素，是國君的得力助手，所以他對房玄齡等人提出了任用人選的要求。

唐朝在中國歷史上被稱之為「盛唐」，而其盛世，即從「貞觀之治」揭開序幕。引領唐朝走向歷史巔峰的唐太宗，在國家治理的基本理念上，吸納了前人的經驗教訓，又不乏個人的深刻思考，是他之所以能夠成功的重要因素。而對於樂工、雜藝之人「勿授官爵」，乍看似乎微不足道，但其背後其實有深刻的政治考量與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