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唐人吳兢的《貞觀政要‧卷六‧論仁惻》記載：貞觀二年（六二八），關中旱，大饑。太宗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窮！聞有鬻男女者，朕甚愍（痛心）焉。」乃遣御史大夫杜淹巡檢，出御府金寶贖之，還其父母。

當雨不雨，由乾旱引發饑荒，這樣的情況在中國歷史上並不罕見，但是，像唐太宗這樣，把「天災」歸結為自己作為「人君」於修養和品德上存在的問題，理應受到上天的懲罰者，在歷來的帝王並不多見。

身為一國之君，即便是「人禍」，他們往往會歸罪於老天，稱言「自然天災」之類；因此，唐太宗的做法相形之下顯得有些另類，而這個另類，又讓我們不能不感到佩服，至少這是嚴以責己的一種表現；而這樣做的人，必定會敬畏老天，並在日後行事之時，更加謹慎與小心。

今天的我們都知道，氣象是一門科學。氣候的變化，有人為因素的影響，但更多的情況下，是大自然運行的基本規律。如貞觀二年在關中發生的那場旱災，與唐太宗顯然無關，然而，由旱災而引發的大饑荒，或許有主政者的賑濟不夠及時、不夠到位等人為因素，作為一國之君，理應負起一定的責任。他也可以向負責的相關機構或部門工作人員問罪，但這樣的做法，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類似問題的再度發生。

而像唐太宗如此反躬自問，更多的是從自身尋找問題，雖然未必能改變因為氣候異常引發的災禍，但一定能減輕由此引發的「次生災害」，即饑荒等天災為百姓帶來的傷害。當人們的「身上衣衫口中食」得到解決了，賣兒鬻女、家破人亡的事件少了，甚至沒有了，那麼，國家社會必然會趨向安定。

另一方面，唐太宗在執政的二十多年間，整個大唐王朝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國家空前強大、四鄰相對安靜，其原因有很多，然而，與唐太宗平日察納雅言，嚴以律己，遇事總是更多地從自身反省檢討等因素，無疑是很重要的關鍵。因此，他在貞觀二年天災發生之時，將原因歸結為「皆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更是發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