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樹兔

北宋仁宗慶曆三年（一○四三），王安石二十三歲，寫了一篇名作〈傷仲永〉，扣除末段的評論，其餘內容大致是記載方仲永從天才淪落為凡人的過程。

首先，王安石說明方仲永的天授之才：「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母異，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並自為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傳一秀材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方仲永五歲，不學而能為詩，這樣的天賦對於方仲永的父母來說，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寶貝。

該文接續曰：「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予聞之也久。」父親貪圖眼前的小利益，沒有讓方仲永繼續學習，整天就只是拜謁鄉親。結果「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眾人矣。』」王安石探聽方仲永成年之後的成就，發現對方已經淪為平庸之人而已。

為什麼一個有資質的學子，最後卻沒有成就？文末，王安石指出「今夫不受之天，固眾人；又不受之人，得為眾人而已邪？」將問題導向「學」與「不學」，間接諷刺方仲永父親的短視近利。

這篇文章固然是相當警世，再進一步說，問題往往存在複雜性。方仲永淪落成平庸之人，原因不只是在「學」、「不學」的層面而已，如果王安石只停留在這個層面，那麼他就跟「媽咪式」的嘮叨沒有兩樣。

該文將問題導向成長環境的面向，這個解釋才算是負責任的。

筆者認為可以聚焦在鄉里的集體墮落──整個鄉里竟然沒有一個大人出來遏止、改善這個不良的狀況，讓鄉里浪費了一個難得的天才。

還可以進行其他思考：等到方仲永十三歲，開始有了自主性，鄉里也通常「見怪不怪」了，為什麼方仲永還是沒有「學」？他絕對有能力去找到一些學習的資源。一個細思極恐的原因，恐怕是他已經失去學習的熱忱，這個失去，完全就是一種燃燒殆盡的失去。

孩子總是纖細、敏感。到底學習是為了什麼？到底讀書是為了什麼？方仲永心理一定有很多疑問。難道就只是為了滿足大人的需求？或者成為大人之間交際應酬的談資嗎？在此不得不考慮到，方仲永可能有意識、無意識地在「自我毀滅」。這是對自己成長環境的一種控訴、一種間接的抵抗。

惜乎，方仲永沒有遇到將他帶出泥淖的大人，自己也沒有把問題想開，若非王安石寫了這篇〈傷仲永〉，這位不世出的天才，恐怕連名字都不會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