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兆貴

子產相鄭期間，曾用自己的車子助人過河。孟子聽聞後議論說，子產心腸好，卻不知為政之道。如果十一月建好行人的橋，十二月建好通車的橋，百姓就不會為過河發愁了。君子修明施政，出行時讓路人迴避都可以，怎麼能一一幫人渡河呢？管理國家政務的人，若要讓每個人都滿意，再多的時間也不夠用啊。（《孟子．離婁下》）

孟子的這番議論，意在闡明為政之道在於尚大德，識大體，辦大事，而不在事必躬親施小惠。這樣的政治理念，也為後世所推崇。諸葛亮在處理蜀國政務時說過，「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施政要從全局上解決普遍性問題，惠及大多數人，以小惠悅人不僅不可取，還有沽名釣譽之嫌。

子產執掌鄭國政務二十多年，深受百姓愛戴。《禮記》將他比作鄭人的母親；子產去世時，「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孔子把他表現出來的仁愛精神，看作古代先賢的遺風。子產死後，家中連發喪的費用都沒有，百姓自發捐獻，他的兒子不肯接受，自己背土葬父於陘山。可見，子產愛民之舉出於本心，是心地存養使然，那麼，子產是否只注重親民愛民的小惠，而缺乏經世治國的大德呢？

春秋晚期的鄭國，外有齊秦晉楚強鄰環伺，內有七大家族明爭暗鬥，政局不穩定。子產主政後，禮法並重，寬猛相濟，在採取自強圖存的外交策略、穩定周邊的同時，在國內推行一系列國計民生的重大變革。一是「作封洫」，就是畫清地界，以防發生權屬紛爭；挖掘溝渠，以利排灌暢通；承認私田並依持有量徵稅，以限制貴族勢力侵吞田產；健全戶籍，合理編組，以形成良好的城鄉社會秩序。

二是「作丘賦」，即建立與「作封洫」配套的軍賦制度，按土地持有量分擔軍需軍備。三是「鑄刑鼎」，將刑律鑄在鼎上，公布於眾。難能可貴的是，子產主張廣開言路，保留鄉民自由議論朝政得失的場所，以便聽到人們對國事的批評和建議，對的就堅持，錯的就改正。這在今日看來，是值得稱道的開明之舉。一千多年後，韓愈寫下了〈子產不毀鄉校頌〉，稱讚子產是執政者的楷模和典範。

在子產為政的古今議論中，焦點多集中在大德與小惠的關係上。多數人的看法傾向「為政不能止乎惠」，即為政要看全面性、長遠性的大事，但不應把大德與小惠對立起來，講大德而廢小惠。作為一國之相，在廟堂要行大政以利國，到鄉間要發善心以卹民，兩者都是為政之德，怎能絕然分開？這讓人想起莊周貸粟的故事。對於「涸轍之鮒」來說，受困的魚，得斗升之水便可活命，若還要等到引西江水來救，早就變成魚乾了。掬斗升之水雖是小惠，卻比引西江之水這樣的大德及時得多。

再完善的制度，不可能調整所有的社會關係和行為；再宏大的政策，也不可能惠及所有人群。舉架橋來說，並非所有河流的所有區段都需要架橋，即使需要架橋的區段，也不是所有的堤岸都有條件架橋。假使那條河是條淺窄的季節河，過河的人又不多，未必一定要架橋。子產身為國相，出行時無意間看到有人無法渡河，就施以援手，並非刻意而為，有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