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溫暮

距離台灣兩萬兩千公里遠的地方，因為疫情打亂節奏，無法回家的一年，朋友相邀去海邊跨年，據說有熱鬧的煙花和徹夜狂歡的音樂會。我對於人擠人的場合沒有興趣，但朋友一句話──家在海的另一端，使我鬼使神差的答應了。

還在台灣的時候，我住在看得到海的家，早上的海是淡青色的，像出國前，奶奶用紅線串起來，掛在我心口上保平安的圓形小玉墜的顏色；晚上的海是靛藍色的，倒映水面上的月光像從視訊電話裡看到的父親白髮一樣；北風大的日子，要是忘了關窗，進房時會先打兩個大噴嚏，因為窗台和桌面上都鋪了一層綿綿細細的沙。

而今在離家很遠的地方工作，沙，是紀念品店員工裝在玻璃小瓶中賣給觀光客的禮品；海，是用水彩塗料描繪在瓶身的圖案，抬頭只有鋼筋水泥大樓，沒有父親的白髮，也沒有銀色的月光。

我很少開口說想家，因為聽我說話的是距離很遠的家人，說了，只是徒增他們的煩惱。我們喜歡聊這裡和家的相似之處，刻意遺忘那些不一樣的，彷彿找到的共同點愈多，我身上那條繫在台灣的繩子就愈穩固。昨天打電話回家，跟母親說歲末要與朋友去海邊玩，母親囑咐我多穿兩件，張大眼睛多看，靜下心來多聽，回來後告訴她這裡的海和家鄉的有什麼不一樣。

我猜是一樣的，這裡的海，和家鄉的海擁有同樣的名字。我開始期待用赤腳感受柔軟的沙地，聞空氣裡鹹鹹的味道，聽久違的海潮聲。鼻子紅的時候可以說是海風涼，凍的；揉眼睛的時候，也只是因為風裡有沙。我的身體記得，家在海的另一端。♣